吴家玮专访：大家一条心 建好香港科技大学
前言：
回首2012年，我们把目光放在了教育的正能量上。
正能量这个词，在2012年大放光彩，也许是因为有太多负面情绪，太多人需要用正能量为自己打气，让自己有动力赶走这些负面情绪。那教育的正能量是什么呢？
用自己的勇气，责任、坚持、梦想和智慧，在教育的道路上前行，这样的人和事，就是教育的正能量。
因为他们，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美好前景，因为他们，我们为自己传递正能量，因为他们我们无数次原地满血复活。
人物：吴家玮
关键词：智慧
推选理由：
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此后，香港科大连续4年EMBA世界排名第一。其中，吴家玮被认为“居功至伟”。2011年，科大的20年校庆之际，科大更是一跃为亚洲排名第一，超越北大、清华。2007年，致力于高校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始筹建，模拟对象即是香港科大。
对话正文：
本站教育：我们知道其实您在决定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时候，您本人一直生活在美国，而且在美国这段时间，您也在学术上，包括您个人的经历，比如说程度美国第一个华裔大学校长，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杰出的成绩，您怎么又决定要回香港创校呢，毕竟创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家玮：我虽然说是17岁在香港中学毕业了以后，就去美国了，50岁回来，在那边33年，就是说到回香港之前，三分之二的生命是在那边过的，但是可能因为是我在上海受的小学教育，在香港受的中学教育，都是中文教育，所以都是灌输这个，怎么说，这个文化背景跟民族意识都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虽然在那边住了这么久，其实朋友也好，什么，各方面都还，好像还是比较像一个中国人，所以当时我说是要回来了，一般朋友都不觉得奇怪，比如说我们家里讲话总是讲中文的，我的夫人，我的老婆也是上海出生的，不过她是中学在日本念的美国学校，小时候在上海念的法国学校，但是也是17岁就去美国了，比我晚两年，她的思想也是，虽然念的是法国学校、美国学校，但是她思想非常中国化，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但是用的名字都是中文名字，而不像现在你们小青年都是这个叫乔，那个叫艾丽斯什么的，我们在那边生活，小孩子都是用中文名字，汉语拼音，虽然有一个拼错了，然后上学之前不准讲英文的。
都是上了幼儿园才是第一次讲英文，所以种种方面，后来就是参加各种华人运动，比如说钓鱼台运动，有人在边缘上的，华人科普的一些工作，所以好像一直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中国，虽然香港那个时候还是殖民地，而朋友里面多数是台湾去的留学生，早期那时候大陆还没有留学生去嘛，是吧，我想也受了台湾留学生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所以我刚回香港的时候人家都说我讲台湾国语，还以为我是从台湾去的呢，因为他们还是这个儒教思想，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了才出去的，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民族意识比较强，所以我想大概是受了影响。
本站教育：还是爱国心驱使？
吴家玮：爱国是爱哪个国呢？这种字眼在我们回来以后的这些老海归里面常常用这个字眼，但是很多问题都是需要反思的，但是至少我们一家都是，说是要回来，做老海归，朋友都不觉得奇怪，只有那个时候有这个中文报纸，有个标题，说是经常提倡人家应该是落地生根的人，现在自己要落叶归根了。
本站教育：说到您当年回来创校，实际上那时候香港面临的是殖民政府，跟现在的情况、社会背景都不太一样，您那个时候有没有预想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吴家玮：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把香港的近代史，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看成是几段时期，1984年之前，中英双方谈这个香港回归，的确是有些困难的，是吧，但是1984年大家谈好了，有了协议以后，从1984年到大概1991年左右，香港倒是双方蛮合作的，因为八十年代我们开放的时间还不久，很多地方还需要香港，你说投资也好，一些工厂的技术啊，各方面的东西，国际化啊，都是相当需要香港的，英国人也是，他反正要走了，但是还是希望走了以后，将来在香港，因为他也是这个投入了一个半世纪，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双方都是希望能够把香港搞得好，做得好。
那么香港那时候很明显，很多传统性的工业都已经上来到珠江三角洲了，自己的工业等于是挖空了，另一方面应该走什么路呢，经济转型是什么意思呢，不再是口号了，就是要走向高科技，所以虽然港英政府那时候两个总督，一个是尤德，后来一个是卫奕信，两个都算是中国通，都是能够讲中文，每天上午要看几份中文报纸的，对中国是蛮有感情的，所以他们也想把这个学校办好，虽然我们回来的确是有一点，有些地方是看法不太一样的，因为最初来最重要的创校的人，就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你说十来个里面，大概我是香港人，别的几乎都是台湾留学生，当年到美国去的，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可能还有三十多年的，他们都是50左右的人，他们在台湾受的是中华的文化，在美国是美国人的那些想法，到香港来呢，是一个半欧洲，半中国的一个社会，是一个英国传统的一个殖民地，当然很多地方看法不太一样，但是我说你问起创校碰到困难，创办任何事情都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创办任何事情你要有一个团队，团队里面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够争论，能够得到共识，能够尊重。
一个团队，做任何事情这个团队能够办得好，但是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毁掉，那个团队大家都是有心要把这个学校办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说，就是因为1997要回归了，回归以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那才值得，否则那些人，那些同事们，在美国一流大学里面做教授，生活好得很，比在香港要好多了，他们还回来干吗？到一个殖民地来当二等公民干吗？抱着这种理想来了，有了这种心来了，而港英政府也是希望香港的经济转型，所以虽然有不同的想法，甚至于有些地方有矛盾，但是既然大家都是想，这个政府也想把学校办好，社会也希望办好，校董会主席钟士元是很有远见的一个人，我们的同事们都想把它办好，大家都想办好，有不同的想法、矛盾的地方，都是可以磨合的，都是可以找到最适合的路来走，所以这个是，我说是1984年到1991年，因为1991年那时候不是苏联解体了，东欧也解体了，那种情况下，那也是有一段时间不是西方国家好像是在围堵中国嘛，英国政策变了，所以那个时候新来了一个总督，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政治方面，两面政府看法不一样，就很多地方，虽然没有阻止我们学校继续上，但是对这个经济转型以科技来带头这些就说得越来越少了。
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1988年回来的，那么至少从1988年到1991年是完全大家一条心的，之后政治归政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受到阻挡，还是能够尽量做得好，因为整个团队都有这种心。
本站教育：当时咱们这个团队当时怎么确立了当时的办校方针呢？
吴家玮：我不敢说是智慧，因为你创办不同的，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创办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我们这样一群人，我最怕的就是有人说，哎呀，吴家玮，你这所大学办得真是不错，我说你错了，不是你，是你们，一个团队，任何事情是需要一个团队的。这个团队就是要办一件事情，要按部就班，说实话、干实事，说到要做到，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不在外面吹嘘，要改革的话也是在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看什么地方需要改的，什么地方我们是，既然政府没有说不允许的话，我们跟政府一起商量怎么谈做一些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学术规划，学术、院系、专业、规划。这个不是几个人，一个人说了算，几个人说了算的，而是一个团队之外还有网络，我最多的时候有过八十几个义务顾问，完全是靠，那时候还不是靠电子邮件，靠传真或者电话来讨论的，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氛围，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专业该做，哪些专业不该做，这个有几个判据的，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再谈。
第二就是人事制度，怎么招聘，升迁，这种一定要有很公平、开放，完全是要一个透明的一个制度。
然后第三呢就是校园的建设，这个校园不单是说造房子，里面要什么设施，因为你一个高科技大学，你说造一个微电子的设施，那是要跟周围要绝缘的，而且一定要打到这个地基去的，像这种，你一定要先定了专业才知道你需要什么，不是房子造了再说，造了再说的话就有很多东西要改造那就是又麻烦，又影响人的工作，又花钱，白花的。还有一个就是财务预算，你要向政府要求有多少经费这些，一定要清清楚楚的交代，要很清楚的文件，当然是跟着学术规划来了，跟着校园建设来了，跟着人事制度来了，那么你才能会，因为政府不能说你要的话就给你钱，政府是纳税人的钱，人民的血汗，我们中国政府也好，那时候的港英政府也好，你做事都要对得起人民群众的，所以这些一步一步的做事，我们那三年里面就是要把这些完全同心协力把它做得好。
港英政府也知道，香港以前没有过一个追求高科技的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都是综合性的，也是教研并重的，是蛮好的学校，我们的那个（学校）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有些地方虽然跟以前或者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们也肯听，听了有些做得到，有些做不到，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齐心协力去把一个事情办好。
本站教育：但是在我的了解，好像当时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公众有一种质疑，说这个学校是不是建得太豪华了，说称它为劳斯莱斯大学。
吴家玮：这个我可以讲几句，你去看看就是了，你看我们现在的新校园，都是比我们那个（时候）的材料都好多了，但是天然，自然风景那是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跟我们比的，那是老天给的，这个其实说是，他们说那时候是建筑超支，是吧，其实这个是马会组织，香港的赛马会是一个慈善机构，它主持怎么建筑这个学校，政府也拨款，但是我们就是提要求，没有一文经过我们的手的，很多地方我们的要求他们同意，很多地方他们也没同意，其实说是稍微，所谓超支，根本一个是误解，另外一个是政治风波。
所谓政治风波就是那时候不是因为1997要来了嘛，所以有些政治人物，政客就是一天到晚的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嘛，现在还是嘛，一点点小事就上街，3万人上街在电视上，3个人上街也在电视上，有些人就说，香港有本事的人，好的人都走了，你看港大的好些教授怕了，走了，中大的走了，结果那个总督，英国人，卫奕信告诉我这个的，他说有一个，我就不提名字了，有一个政客跟他这样说，他就说不是啊，你看以前他们这些人都不来的，现在都来了，而且有些还减薪的来了，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了某些政客的眼中钉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被人）攻击，虽然这个建造学校用的成本什么东西，其实是后来有一个英国人，香港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专做这方面的，就是设计、计划跟经费的事情，他写过一整本书，他就说那时候建香港科技大学的每平方米算来，跟同时的港大还有医院什么的，简直是一样的，而我们那个碰到很多困难。
因为第一，我们校园的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煤气，连下水道都没有的，就是一个山坡，那怎么会有人说是超支呢，就是马会那时候说是要捐钱给政府造这个校园，要多少钱，没人知道，因为香港没有过这一类的学校，政府就说，那么城市理工学院也是造了不久，就造它那个数字来算每平方米应该多少钱，多少学生，就做这样一个比例，这个不是一个预算，根本没有在什么立法会里面通过，这个就是一个天上抓下来的一个数字，但是理工学院跟研究型的科技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就不会搞这个说是微电子一路打下去这种事。
还有他们在九龙塘，那个是九龙的中心，所以水电煤气什么都有了，而且地也是平的，不像我们整个是山坡，很多东西都是不同的，所以那个英国教授写了一本书里面说得很明白的，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一方面因为很多人并不懂，所以争执到，还没有设计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要多少钱，是吧，就是一个数字，马会就照着我们的要求，跟一些人，设计的人开始算，算下来哎呀，不对哟，这个数字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改过几次之后，最后一个数字，交到立法会去通过的时候，是说35亿左右港币，造完了之后用了32亿多，其余的钱他们给了政府了，后来马会说，早知道那时候给了你就好了，给了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可以出去拿去做科研了。
所以其实最后的开支是几乎比预算通过的那个要低一成，那怎么能叫超支呢？
所以很多东西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回忆，我写了初期的一些事情，那本书叫做《同创香港科技大学》，主要是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某某人的故事，某某人的故事，都是大学的功臣，里面有一、两章讲这个，有些地方还蛮好笑的，那本书在香港现在出版了，后来清华大学出版了，那时候还是出版社说，“同创”这两个字，这还卖得了书啊？谁会买同创这两个字？我说绝对不能改，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一班人，同心同力去创的，假如说有人有兴趣的话，我想网上也还买得到吧，大概20几块钱。
本站教育：其实您说到这个同创，咱们也就提到了当年创校的一批人，这批人也包括您从全球各地挖来的这些老师们。
吴家玮：主要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华人比较多，你看现在都是嘛，现在的留学生，我们中国大陆出去到外国留学的，现在在美国有16万，单单在一个美国就有16万，今年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音），美国一个州立大学，它的新生里面足足一成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10%啊，那还得了啊，我们哪一个学校会有10%的新生是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结果这个华盛顿州里面的州民开始闹了，怎么收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后来州里面出来，校长出来解释，因为他们付很高的学费，可以养我们的穷学生，我们居然现在，哎，是真的，现在我们已经居然富有到能够津贴别人的大学了。
本站教育：您当时，或者说咱们整个创校的团队，基本上是从美国挖人才回来，他们为什么愿意回来？其实当时薪水也不是特高。
吴家玮：不是，并不高，因为我自己就是减薪回来的，这个因为香港后来的薪水有一段时间蛮高的，香港港英政府离开前的10年，公务员的薪水上去了两、三倍，上得很厉害的，那时候我们大学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的薪金这些待遇是跟政府公务员挂钩的，所以也就上去了，现在脱钩了（笑），可惜，但是薪金并不是这些人的兴趣，这些人虽然当年是台湾出来的，但是还是，怎么说，心怀祖国吧，有一些还是当年钓鱼台运动里面的主将呢，后来有一个报上写过一段小的消息，写得蛮好玩的，说是当年从台湾到美国的钓鱼台的主将，一半到了中国大陆去了，另外一半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去了（笑），其实就是从钓鱼台开始，就有这么一群华人，经常推动比如科普，或者是这个那个，然后就全美华人协会，杨振宁这个倡导的，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主持分会，后来我也当过全美华人协会总会的会长，那些人不但（23：54），包括怎么推动中美建交，中美彼此的学术交流，了解，有时候说笑话，说在同行的人，一样念物理的人，见面的时候好像在北京的机场见的最多，因为有些在美国东岸，有些在美国西岸，开物理学会的时候在一起，否则的话，哎，一到北京一看，怎么你也来了？我们也参与了八十年代初期的学位改革，各种比如说访问学者这个名词就是我起的。
那时候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还是1978年的时候，1978年虽然说已经是改革开放开始了，那邓大人还没进去呢，那时候说学者这两个字还是臭老九呢，后来我们一直闹到方毅那儿去，方毅又是副总理，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才拍板的，所以这种交往很多，这个在心理上、思想上都是觉得，在美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算是个人有成，这些人还是蛮有成就的，我自己是不敢说，应该总要替自己国家做点事。
所以我记得最初我们有了七、八个最强的人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因为香港记者一定要知道，你们来了究竟是谁，有些是院长级的，系主任级的，我们就一排坐在那儿，然后有记者问了，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还是比较讲钱啦，说是有说你们因为香港的待遇高，所以你们来了，来了两、三年以后，然后到1997年以后你们就回去了，我说第一，待遇并不那么高，我们有一位五料院士，在美国是双料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台湾科学院院士等等，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人，可惜往生了，他到我们那儿去的话，住一个单元大概150平米吧，不过海景非常好，当然啦，是吧，但是我去过他家里，他在美国那个时候，家里的洋房大概，我猜有四、五百平米，他家里的车间有四个，他的花园我看大概有两公顷，像这样的他到香港来是为了待遇呀？
但是我说，不会说是两、三年就走的，为什么呢？多数都是做实验的，做实验的人，你要建设一个实验室不容易，经费也不多，还有呢，你要花两、三年建设一个实验室，假如说离开这边，你回去的话，那边的实验室已经给人拿走了，科研经费在美国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你假如有两、三年不申请，断了，再要拿也不容易了，再说，你当一个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很重要的是有没有好的博士生跟博士后跟你，博士生，看看你会一下跑掉两、三年的，那他跟你的话，你跑掉了他没有导师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说假如说是为了来两、三年就要回去的话，那是职业上的自杀，但是我说这个是我的看法，今天大家都在，每个人都说嘛，你们是什么想法，可能大家不同的理由，一个个说，到了那位五料院士的时候，他这个人很爽快的，他说1997年我怎么会回美国去呢？假如不是因为1997的话，我根本不回来这儿。
一下有些政客和传媒就说，我们来香港科技大学的人都是亲中的，亲中是一个罪名了变成，亲中到现在在香港还是，好像是一个罪名吧，是吧，有过一份杂志，我就不说它的名称了，居然打过电话给我说，有人说你是亲中的，你说是不是，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亲中呢，还是你应该告诉我还是亲日、亲俄呢还是亲谁？再说亲中的话并不要求你反日、反美、反英啊，大同世界嘛，都是科技、教育这些，应该全世界大家能够和平共处嘛，他不说话了，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他登出来，说问吴家玮他是否亲中，他竟然承认，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某些人的眼中钉，连这个，连今天都还有影响的。
本站教育：说到人才，当时流传着一个段子，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向您求证一下，说学术界的所有华人只要有点成就的，都被您上门找过，如果您没找过他，那他就得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学术成绩不够，是这么一回事吗？
吴家玮：我知道这个传闻。
呵呵，有人说过这个话，这个太夸张了，我们这个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到大陆的，还两边不通呢出去的时候，但是从台湾、香港啊，新加坡或者是土生在美国很成功的教授是很多的，哪儿找得全呢，但是我们那个网络里面，在不同的专业，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网络，所以有时候是我自己去，有时候三顾草庐的，有时候还要人家推荐，帮忙，因为这个不是说靠你说要人，人家就来申请的，一般人家假如做得好好的，而且是做得很成功的话，他怎么会来申请呢？要人推荐，推荐以后你还要想想，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心回来，我在《同创》的书里写到，有一段时间很痛苦的就是，有些人说得非常好听，什么多爱国，什么什么，表现也是好像这样的，坚持回来什么的，结果你真的去找的时候发现，不是那回事，他回来玩玩，那时候一个海外学者回来招待得蛮好的，回去以后说些好话，但是真的要他回来，五分钟你就知道他是不会来的，我说了五、六个例子，都是没有提名字的，假如我提了名字的话，你们都听到过的。
所以第一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人的，第二呢，就是的确是有很多，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先要找每个院、系里面的专业，要找有人来能够建系嘛，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告诉你，我们那时候怎么决定，就是学术规划里面怎么决定什么专业要做，什么不要做。
做这种规划。第一个问题，你要招人帮你忙，你不能说请你写一个文件告诉我，你那个系应该怎么做法，哪有人有这么多时间，所以你要一点点把他吸引进来的，所以我就先说第一个判据，我们将来要不要办这个专业，改变看这个专业对香港会不会有贡献，对国家会不会有贡献假如是没有贡献的话，再重要的我们也不做，假如有贡献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下一步，第二个判据。
像这个，不是这么一问就行了，因为一般人对香港不熟，对国家有些人经常回来，还知道一点点，但也是皮毛，对香港更不晓得将来应该怎么样，所以你就要很仔细的告诉他香港是什么情况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我那时候说，就是日以继夜嘛，这种工作不能不做的，不是你喊口号就行的。
然后就问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专业考不考虑，假如考虑的话，第二个问题，在这个专业里面，我们找不找得到能够带头来建立这个系，这个专业的人，当然是要资深教授了，你说你找一些年轻人先来的话，让他们来做计划的话，他不可能啊，尤其是刚念完博士，做完博士后的人，不要说是不了解一个学校的整个规划，一个自己的学院也不了解，自己系也不了解，自己专业的也是跟着一个导师在做一个课题，所以一定要找真正是资深教授，一流的，我有一句话，后来网上经常提的，也是夸张的话，说是起点要高，因为一流的人带来一流的人，二流人带来三流的人，因为他还怕别的二流的人跟他竞争，这是说笑话，当然夸张了，三流的人当然带来是不上流的人，你起点不高的话，更多好的人，年轻的也好，资深的也好，也就不会来。
所以在这个专业里面找不找得到这么一个人？找得到的话，请不请得到，他要不要来？有些人说得很好，愿意来创业等等，然后家里老婆反对，或者丈夫反对，或者孩子反对，说哎，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吧，怎么怎么样，又失败，常常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简直就是完全说好了要来的，我那时候学术副校长在美国去跟他谈，然后写了一个传真过来，他说他不来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最后不来了，他说这个真是，等于是生了一个孩子，把他培养到17岁、18岁，突然间他夭折了，从头要来过，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写的那张纸，很痛心的。好，假如说是你找不到，或者找到请不到一个人来帮助你建立那个专业的话，白说。
第三个判据就是，你假如找得到又请得到，所谓请得到并不是说你就百分之一百的就请到了，还得是一个个去说服他们，可能是你请得到的话，也就是说十个里面有两、三个回正式愿意搬过来住的，第三个判据就是，请到他来的话，你养不养得起？养不起的话，白说，有些是很重要的，很好的，也有带头人愿意来的，但是养不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步一步，你说是不是没去找过的话就表示他不行呢，并不，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背景，有些人我们知道，你怎么他都不会来的，也就不会找去了，有一些明知道他需要的这个科研经费这些都是我们养不起的，也不去找了，但是我们网络里面能找的人我们都去找了。
本站教育：到现在来讲，用目前香港科大获得的成就，从排名上来看，是成功的，EMBA连续4年世界第一，然后港科大的排名在2011年，也就是创校20年的时候亚洲第一。
吴家玮：不要看排名，不同型的你去比较的话，居然说是那一年我们排，算是100分的话，港大就是99.8分，你准到第三位数啊，还得了？前五名里面，亚洲前五名里面三所是香港的，那香港就变成高等教育的麦加了，圣地了，你相信吗？我们当然很高兴，听了很高兴，而且在外面可以做宣传，但是这种不要看得太重，我说不同类型你放在一起比呀，又是网上引用的最多的，我说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苹果跟桔子不能放在一起比，我说这个不是苹果跟桔子，而是苹果跟眼睛在比，更不能这样比了。所以排名不要看得这样重，但是可以说，我们在某些专业，某些教学方面，某些地方，倒可能达到了国际的标准吧，是不是国际一流很难说，但是总体来说，你看嘛，科研经费，我在旧金山当校长之前是在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当院长，今天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它的研究经费，一年一所学校，超过10亿美元，就是几乎上百亿港币了，而香港的学校最多就是几千万美元，相差，你要看怎么算了，因为香港政府把很多给学校的运作经费是算成是研究的，薪水一部分也这样算的，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看你怎么样算法。
本站教育：在您看来，其实香港科大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甚至这个成绩是相当高的，您觉得在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吴家玮：人，而且是最初来的人，最初来的一些资深教授，这是全心全意放下去，而且你想我们开教授会议，或者是我的院长、系主任、教授代表一起开会的时候，那是关了门争论得不得了，有一次教授会议，有一个教授概说，吴家玮，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在他说的那一点上，我真是知道的不多，那么就大家讨论嘛，因为我们很多都是理工科，理科、工科的人，有些问题我们很快就得到这个共识了，但是我们有一位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思想非常清楚，我就说好，我们得到共识了，停下来，我要大家问一问这位院长，这位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怎么想法，因为他看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他的理，就是什么，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他讲出来的有条有理，这个人非常强的，有时候我们同意，有时候不同意，但是主要还是大家同心同力，而且非常勤奋，得到了很小的成就，我们只是，还不晓得有多少需要做的。
正能量同题问答：
本站教育：您怎么理解“教育正能量”一词？
吴家玮：能量这个东西，只有正的，没有负的，物理上面，Energy能量，只有正的，没有负的，我更愿意将你说的正能量理解为正气。一股气，一股什么东西，能够把人要提高。
本站教育：现在中国最缺乏的正能量是什么？
吴家玮：说来说去还是人喽，是吧，还是人。有很多还不错的教授，但是有人批评，说是不大在学校里做事，出去另外兼职什么的，这个当然你要怪他呢也不容易，他也有家要养，也有孩子以后想要念大学，也有房子需要买，是吧，那么这个我想，国家逐渐经济好，富有起来，真是先要对一些对社会上很重要的，教育、医疗、小的老的，这种是很重要的人，我们基本上有这么多亿万富翁，出手这么大，出去到处全世界旅游的时候都是要买名牌什么的，我希望这些人就像欧美人这样，愿意多拿出一点来。
本站教育：您希望看到中国教育什么样的变化呢？
吴家玮：在有些地方可能可以改得快一点，比如说大学生，现在常常还是念死书，就是死念书，念书死，到这个，不要说大学了，中学毕业就好像，尤其是本科毕业都好像是一辈子的债都还掉了已经，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教材还不太够，其实问题倒不是教材，教材网上都有，外国很多大学所有的教材都，很多教材放在网上了，可能老师学得不够快，但是很多东西可以自习的。
所以我是提倡，就是在深圳我就说，搞一些国际知识创新村，知识是教育，创新是科技，都需要国际化，然后村，村就是不要高楼，拼命的搞那个高楼啊，大城市啊，而是小小的，有人情味，有人性的这种小社区，知识型的社区，所以虽然只有七个字，但是这把我自己稍微了解一点的高等教育，跟这个科研开发，跟这个居住的情况，跟这些国际化融合在一起了，像这些科技园区，企业可以说它不回来带头的，很多这一类的思想、思维都是要大学出发，大学是人才的基地，也是人才库，很多地方，现在不是说大学内部在对学生怎么，而是对整个社会，我觉得需要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