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教改30周年，能慶祝嗎？

教改三十年了，期待拜读到当年的推动者，撰写三十年来教改的成果及对国家的贡献；很遗憾，到下笔之时，并没有看到媒体有所露出，而是看到大一男学生因爱不成而挥刀，学姊险丧命！还有关于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近十余年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至于校园乱象与脱序，以及关于年轻人在街头火拚、无视于公权力的报导，更是罄竹难书，品德教育只剩下纸上素养。

我国廿五至四十岁人口具有大专学历的占比不断提升，已冲到世界数一数二了；可是，大学在国际上的评比，排名进进退退，尚不见稳定而亮眼的成绩，甚至有国立大学毕业生宁愿到澳洲宰牛、去羊皮赚取「高薪」！

其实在国际上发光发亮的台湾人才并不缺乏，但许多是一九五○至七○年代在台湾出生的。一九八○年之后的世代，即陆续受到教改的影响；简言之，年纪在四十岁以下者，可以统称「教改世代」；其中廿岁以下者，又会受到一○八课纲的形塑。

回想卅年前那场号称解严后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多少婴儿潮世代上了街头为其儿女请命，希望不再受到联考的压迫，大学的开放与增加，以打破升学瓶颈；杜绝体罚，在教学上能重视个性化；提倡校园自主，不受政治的干预…这些主张各个切中时弊。在大学教授领军下，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那一天，以「为下一代而走」为主题，提出四大诉求：广设高中大学、落实小班小校、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当时笔者不仅婉谢主办单位的邀请，还撰写一篇文章提醒须注意学龄人口的发展，报社在游行当天刊出文章。笔者指出，当时考大学与考高中的学龄人口众多，也就是一九七六与一九七九年的出生数均超过四十万人，一九九○年之后，出生数只有卅万出头，足足少了十万人。

换言之，广设高中大学的诉求是有风险的，因为政策将影响的人口，不是当时准备升学的年轻人，而应是一九九○年之后的世代。眼看着狗吠火车，笔者从提醒转而批判，而出生数也如所料逐年下滑；到了廿一世纪初，若没有新移民帮忙生，出生数已降至廿万。去年出生数只剩下十三点五万人，大学招生不足与倒闭，已经不是新闻了！

这卅年当中，笔者不断地撰文分析与呼吁，前面的十年走得相当孤单，甚至还被骂过是「教改的绊脚石」。进入廿一世纪，台湾人口危机趋于明显；笔者二○○九年进入行政院，努力促发鼓励生育政策，二○一一至二○一五年出现了五十年来生育率唯一的上升波段。很可惜，二○一六年之后出现连续七年出生数与生育率双降的情形，而且是在蔡政府不断加码鼓励生育的情况下。

近年来台湾和南韩在竞争全球生育率最低；南韩今年三月新学期有一五七所小学没有新生，台湾也不遑多让，但因为过去的广设大学，较棘手的是大学崩盘。且在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自二○○五年之后，超过专科、高中、国中、小学，至今仍是居高不下。此外，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偏低，成为人均所得不断成长下的孤儿。

这些现象虽不能完全怪罪卅年前的教改，可是大学扩张与一些教改措施，尽管是出自于善意，却因为决策者过度强调自身经验与国外「先进」作为，忽略了文化、社会与人口的特性，而导致「时空错置」，结果反而害了下一代，甚至更多的后代！（作者为台大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