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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火车在夜色中飞驰，它拖着闷罐车，里面坐着解放军战士；还拖着平板车，上面装着蒙了苫布的大炮、坦克车。
闷罐车里，天星和小任靠在车厢边说话。天星说：“高有志牺牲整整半年了。”小任说：“挺可惜的，不愧是行伍出身，他创造的那套攻坚办法在咱东野都被总结推广了。营长，咱这是往哪儿开呀？”天星说：“上级没说，肯定是长春呗。”小任说：“对呀，喊了多少天了，‘练好本领，打长春’。”
小任问：“你那个战友没再来信？”天星说：“你就对我那个战友感兴趣。来了两封信，从监狱出来，去咱们东北局的社会部了。”小任说：“这不改行了吗？社会部可不是行军打仗的，专搞策反。”天星瞅瞅小任，轻轻笑问：“你那个女同志没来信哪？”小任不好意思地一笑：“哪有什么女同志，那是我的即兴创作。你那个战友没再说别的？”“说了，说我大姐也参加了咱们的地下工作。”
列车停下，车门打开，解放军战士跳下车。小任跑到天星身边说：“营长，咱们是阜新了，团部命令：集合队伍，向南开进。”天星说：“明白了，这是要打锦州！”小任说：“出发的时候怎么不说呀？”天星说：“这就叫保密。中国的兵法，不是有句话吗：兵者，诡道也。你光在苏联念外国书了，不明白这一套。”小任说：“别瞧不起人，‘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是谁说的？”天星想了想：“我看的兵书没这句话。”小任笑了：“这就对了，是英国人利德尔？哈特说的。你也不懂吧？”
黄昏，王老先生和天好站在窗前看，王老先生说：“这个冯贤礼，知道逗孩子们玩了。”天好说：“打从秋风凉，我看他精神头强多了。”王老先生：“也没强哪去，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你说的那个重要客人怎么还没来？”天好说：“不是说晚上吗？”王老先生说：“这太阳也好落了。”天好说：“哈尔滨到沈阳火车也不通，或许是道上耽搁了。”王老先生说：“老来老去不经事喽！从一早上就坐不稳当。”天好说：“干爹，看你说的，你老什么世面没见过呀？坐下，再喝口茶吧！”
天好给王老先生斟茶：“干爹，辽西十来天以前就开打，咋这些天国民党没有战报，共产党的广播里也没有动静？”王老先生：“国民党是没脸说了，肯定叫人家打的鼻青脸肿，共产党是在那炖大菜，菜不好也不能起锅呀！”
周和光醉醺醺地进了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直等丈夫的天月忙问：“都啥人去了？”周和光说：“沈阳党、政、军，有头有脸的都到场了。”天月关切地问：“人家讲什么了？”周和光说：“讲的好啊，到底是党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周和光又找来一瓶酒和酒杯给自己斟上。
天月说：“你就想着喝，人家到底讲什么了？”周和光咂了一口酒：“人家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天月说：“这话他好像在哪儿讲过呀？”周和光说：“年初我参加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他在开学典礼上讲过。当时，他对手下的颓唐、腐败，怒不可遏，痛心疾首！可是，今天他自己就颓唐，就没精神，只剩下唉声叹气和破口大骂了。”
天月：“不会吧？那不更叫大伙泄气吗？”周和光喝着酒：“他先是骂卫立煌不敢出兵援救锦州是荒谬，是愚蠢，又骂东北的党、政、军不团结，让共党钻空子。最后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诸位出去，如果你们这次打不好，那么不光明年此时不能在这里开会，而且只有来生再见了！’”天月说：“蒋委员长真这么说？”周和光点点头说：“不光你，当时在座的全都惊呆了！”天月问：“关于辽西的战局，蒋委员长出什么主意了？”周和光说：“他拍板决定廖耀湘兵团增援锦州。”天月问：“能行吗？”
周和光说：“散会了，吃饭的时候，‘剿总’的一个副参谋长私下说，按老头子
的办法，完蛋得更快，正中了共军围点打援的奸计。”天月说：“锦州守不住，东北不就完了吗？”周和光喝了口酒，半天才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北伐战争，打倒军伐；当初的国民党是何等朝气蓬勃！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上海抗战，太原抗战，后来又远征缅甸，痛歼日军，国军打得何等英勇，何等顽强！”“东北完了，咱咋办？”周和光还沉浸在对往事的思索中：“辛亥革命到今天，还不到四十年吧？国民党怎么就到了如此地步呢？连党的领袖都只剩下唉声叹气了……难以理解，难以理解……”
天月说：“别想你的党国了，咱自个怎么办？”周和光又喝了一口酒，扬起头望着天花板不语。天月说：“问你哪？拿个主意吧！”周和光说：“我能有什么主意？喝酒吧。”周和光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醉眼朦胧地瞅着那杯酒，并没有喝。
一个商人打扮的人趁着夜色走进院子，来到王老先生家门前，轻轻敲门，那人低声说：“我，讨口吃的。”此人正是魏德民。门开了，天好见是魏德民，忙笑着让他进屋。
王老先生见是魏德民来了，忙问：“你这是打哪来呀？”“哈尔滨。”天好问：“你就是那个重要客人？”魏德民笑了：“啥重要客人，咱们不都是老熟人了吗？”王老先生也笑了：“原来是你！看看这一天把我盼的。”
王老先生说：“快说说，有什么重要的事？”魏德民说：“眼下，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解放锦州指日可待。锦州解放之后，紧接着就是解放沈阳的问题。我这次是奉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的指示，来沈阳做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想通过您老人家在东北军旧部中的威望，联系一批人，团结一批人，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天好说：“魏大哥，沈阳地下党已经指示我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王老先生说：“已经和国民党五十三军的万师长和他底下的几个团长打过招呼。”魏德民问：“他们态度怎么样？”天好说：“都很积极。”王老先生说：“不想让家乡涂炭，这是他们共同的意思。”魏德民说：“我们还要抓紧，而且还需要联系更多的人。锦州再有十天八天就可能打下来，对了，王老先生，我这还有你一封信。”
王老先生看了看信封上那几个字：“是吕正操的吧？这字体像他的。”魏德民说：“对，他现在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王老先生看着信，不觉读出声来：“西安一别，一十有二载。当年，公服膺正义，追随少帅兵谏之英气，至今犹历历在目。当此国家民族光明与黑暗决战之际，深信公仍能肩担大义，不畏艰险，说服旧部，为沈阳二百万民众之幸福，再展壮心……”
天好陪魏德民先到她屋里，让魏德民看了看他十分关心已经睡着的道儿，然后他们又回到堂屋说事儿，天好问：“没见天星？”魏德民说：“接过她几封信，眼下，她正在打锦州！”天好说：“等沈阳解放了，你们俩的事可真得办了。”魏得民笑了笑：“我没急，天星没急，你急啥呀？”天好说：“这可是当年说好的事。”魏德民说：“当年，也就是你提了那么回事，我也没应承呀。”天好说：“那倒是，可是你也没说不啊？”
魏德民没接话茬，换了个话题说：“我来的时候，总部领导还叫我感谢你，说你提供了几次很有价值的情报。”“总部的领导能知道俺？”“不知道你叫宋天好，但是都知道宋天星有个做地工的姐姐。”裘春海现在咋样？”
天好说：“他能咋样？经常往这钻，瞪着双贼眼净琢磨害人的道，就不能想办法把他除了吗？”魏德民说：“这个人太狡猾了，几回死里逃生。对他不能轻易下手，要除，就得除个干净利索。不然，可能搅了全局，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天好说：“魏大哥，咱不说裘春海那个东西了，说说你吧，你咋就看不上天星呢？”魏德民笑了：“也不是看不上天星，人挺怪的，心里一旦有了一个人，就装不下别的人了。”天好说：“这么说，你心里早就有个人？认识多久了？”
魏德民抬头想了想：“那可长了，
有十几年吧。”天好说：“那时候你在哪呀？”魏德民深情地说：“在大连，她把我从坟坑里刨出来，从那一刻，我们就认识了，我再也没忘记她！”天好愣了。
魏德民说：“在秀水屯，她掩护过我。秀水屯那几间草房，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几间草房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天好明白在说自己，感动了：“魏大哥，别说了。”魏德民说：“后来，她又把我从监狱里救出去……”天好说：“魏大哥，别说了，俺不值得你这样。”
魏德民轻轻握着天好的手：“天好，答应我。”天好说：“魏大哥，真的，俺不值得你这样。”魏德民静静地望着天好：“天好，答应我，就答应我吧！”天好望着魏德民深情的目光，泪水一下子出来了：“让俺想一想，想一想行吧？你冷不丁提这么个话，叫俺真不知道咋回答。”魏德民说：“那好，我等着。等你答应我的那一天。”天好点着头，用衣袖擦拭泪水。
裘春海向王家大院走来，见门口停一辆军用吉普车，想了想，闪到一边，瞄着大院门口。不一会儿，五十三军万师长的副官从大院出来，上了吉普车。裘春海见吉普车驶来，走到路中央，抬起手喊着：“停车，停车。”吉普车急刹车停下，车上的陈副官骂：“活腻了，你奶奶的。”裘春海走上前：“对不起，兄弟是‘剿总’督察室的，想搭个车。”陈副官打量裘春海，眼睛一亮：“你是不是裘春海啊？”裘春海一愣：“你是？”“我是陈贵堂，咱们同年当兵！”裘春海热情万分：“哎哟，看我这狗眼，连自己的弟兄都认不出来了！”
裘春海上了吉普车，陈副官问：“裘兄，去哪？”裘春海反问：“陈老弟，如今在哪儿高就啊？”“给万师长当副官。”“五十三军的那个万师长？”“对，干点伺侯人的差事。你这是去哪儿啊？”裘春海来了精神：“见了你陈老弟，我哪儿也不去了！找个地方咱哥俩好好喝一壶。”
裘春海和陈副官来到一个酒馆，他们喝得都有了些醉意。裘春海还在劝酒：“再来一盅。”陈副官说：“不能喝了，万师长嘱咐，给王旅长送完信，早去早回，别在道上耽搁。”裘春海醉眼朦胧：“陈老弟，我不多喝不行啊！喝醉了，就不看眼前的事了，不想往后的路了。”“你老兄不是混的挺好吗？督察室的，想查谁就查谁，谁都不敢惹呀！”“陈老弟，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老哥心里苦着哪，叫人前明月光，人后赛砒霜！死的心都有。”
“为啥？”裘春海说：“别跟老哥装糊涂了，为啥，你心里还不清楚吗？”陈副官说：“你心里想啥我怎么能知道？”裘春海苦笑着摇摇头：“连多少年的弟兄都不说实话喽！我问你，锦州还能守多少日子？”陈副官说：“这你得问守锦州的国军。”裘春海说：“你不肯说实话，老哥说，最多也就二十天，一个月吧！锦州完了，沈阳能守多长时间？也就两个月、三个月吧！到那时候，老哥往哪儿走？不只有死路一条吗？”裘春海眼泪汪汪，“陈老弟，我这一肚子苦水和谁说？和谁也不敢说！说了，汇报上去就是掉脑袋！”
裘春海喝了一盅，又喝一盅，还要再喝。陈副官拦住他：“裘兄，有一条路，你不妨试试。”“别拦我，啥路也不试了，喝死拉倒。”陈副官说：“王旅长你认识吧？咱们的老长官王义亭啊！”裘春海说：“他自个都窝在家里没人稀理，我找他干啥？”陈副官四下看看，小声说：“最近不少东北军的老人都找王旅长。”裘春海说：“好啊，都没忘了老长官。”陈副官说：“不光是叙旧，也为自个找后路啊！”裘春海说：“王旅长要东山再起，重新带兵？”
陈副官说：“你呀，真是喝多了，他那么大岁数，还怎么带兵？他是和共产党有瓜连。”裘春海装作没听清：“啥？和谁有瓜连？”陈副官说：“这还用问吗？不然这个时候大伙找他干啥？叫他牵线，起义！”裘春海长出一口气：“好啊，我也想投共产党，我也想起义，正愁找不着门路呢！陈老弟，我去找王旅长，他不会见死不救吧？”陈副官说：“那也得去试试。”裘春海说：“谢谢你陈老弟，给老哥指了条生路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