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大西南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半个多世纪以前，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配合下，对盘踞在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等省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大迂回、大包围、大追歼的进攻战役，取得了解放西南数省广大地区，歼敌90余万人的伟大胜利。
目标大西南
1949年10月1日，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了，但是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为了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部署：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区）；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各省；华北军区，攻克太原，解放华北全境。
自从渡江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残存部队纷纷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及沿海岛屿上。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亲临重庆，精心部署西南防御战略，集中了37个军90万人的部队，妄图以此作为反攻基地。解放大西南，也就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关键。
而早在渡江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进军西南的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出击华南、解放广州的战役行动，就是中央军委进军华南、西南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当时，中央军委部署，第二野战军3兵团、5兵团部队，隐蔽前进，先不直接和敌人交锋，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再以大迂回的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中央军委还决定，当时位于陕川边的一野部队及华北18兵团等部，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将其暂时留在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其退往康滇的后路切断时，即由贺龙、李井泉率领，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而后两军协同聚歼该敌，并迅速占领全川，布置春耕，开展地方工作。
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强调“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在中央军委下达向大西南进军的次日，即7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了二野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后勤工作等问题。
7月20日，二野前委在南京举行进军西南工作会议，向各兵团发出向大西南进军的战略部署。遵照毛主席“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和对西南作战“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的指示精神；二野确定以主力（3、5兵团）在四野进行广西战役和一野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的同时，经湘西向川黔进军。
8月19日，刘、邓向二野全军发出了“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
甲、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乙、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会川问题。
丙、各部队之行动部署：
1.五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四团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邻阳、湘潭之线，争取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三兵团作战。
2.三兵团附特纵之炮九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目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地，协同五兵团作战。
3.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战，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以沅陵、思南、遵义、泸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三兵团。
5. 3、5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具体的布置，并报告本部备查。
6.特纵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丁、本部拟于10月底移至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
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
具体军事部署是：杨勇之第5兵团并指挥第10军，进军贵州，迂回川南，切断川滇敌军联系，尔后协同第3兵团作战；陈锡联之第3兵团主力和四野47军直出川东南，牵制和歼灭川东宋希濂部，进占重庆；周士第之第18兵团和一野第7军在陕南从正面牵制胡宗南集团。待川、滇守敌联系切断后，三个兵团协同聚歼胡、宋等敌于成都地区；陈赓之第4兵团在四野指挥下进军粤桂，西取云南，封锁国境线，断敌外逃之路。这一方针的着眼点是：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拊敌侧背，断敌逃路，然后聚而歼之。
9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向湘西、鄂西开进。3、5兵团按预定方案，分别乘车乘船或徒步，向集结地疾驰。9月7日，刘伯承从郑州动身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活动。
9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诞生，并向世人宣布：第二野战军正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执行解放西南华南的任务。
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运动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进军的决定，匆匆乘车南下，从徐州登上西进的火车。
兵如棋局，兵不厌诈。为迷惑敌人，保证进军大西南这一战略行动的突然性，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精心部署：在二野西进之前，一野对秦岭之敌发动攻势，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同时活动在鄂西北的湖北军工部队，积极佯动，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二野指挥机关乘火车向常德开进途经郑州时，刘伯承在车站发表讲话，佯示西进；新华社还配合发表了刘邓大军准备西进四川的报道，摆出二野主力由陕入川的架势，造成敌方错觉。
当火车经陇海路路过郑州时，刘伯承、邓小平走下火车，参加了当地人民群众举行的盛大集会，刘伯承在大会上公开宣布，要经川陕甘向四川进军。第二天，新华社还向国内外发布了刘伯承在郑州的活动消息和讲话，故意制造向川北进军的假象。这就更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认为解放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川北无疑。
这一系列行动，有效地隐蔽了野战军的战略意图——二野主力出其不意地从川黔边迂回敌后。10月23日，刘、邓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要求3、5兵团加快准备，提前实现基本命令规定的作战目标。
10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前线指挥所，从长沙一路急行军，来到常德沅水南岸，渡江。刘、邓过江后，坐上吉普车，准备一直开到指挥部所在地白云中学。地方政府组织了热闹的欢迎仪式，3000多军民夹道而立，有的打着“欢迎刘邓大军进驻常德”的横幅，有的挥舞着三角形小旗，有的敲锣打鼓。见此情形，刘、邓二人没等汽车开动就跳下车，冒雨一直步行到白云中学，边走边向人群致意。
刘邓首长身后，15万大军正水陆兼程向湘西北挺进。10月下旬至11月陆续进入常德。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然从东西横跨500公里的地域发起多路出击，直取湖南、贵州、云南，造成对四川夹击之势，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随着二野向大西南的挺进，解放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党中央为了适时加强对大西南党政军的领导，适时地开展地方工作，在常德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和接管建政工作。11月23日，邓小平在湖南常德受命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就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西南局共有委员24人。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5万大军集结常德，解放大西南已是箭在弦上，“兵马已动，粮草急行”。常德人民迅速掀起征粮、支前的热潮。
对常德来说，筹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刚刚解放的常德，百废待兴；何况当年渍灾严重，普遍歉收。但常德人民没讲任何价钱，迅速掀起了征粮、支前热潮，先后为刘邓大军补充大米1048万公斤、食油1万公斤、食盐2.3万公斤及其他大量的粮草军需。
支援二野进军大西南另一项艰巨任务是运输。当时常德交通不便，沅江上没有一座桥，运输工具也很落后。抢运物资，几乎全靠肩挑背扛和独木轮车。出动的民工就达14万人。区内所有车辆、船只全被集中调度使用。3000多码头工人，夜以继日转运军需物资，仅1个月，就转运和装卸粮食、弹药数千吨。
由于先前的战斗，公路桥梁有的被水毁，有的因年久失修不能通车，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破坏。为支援前线，短时间内，常德人民共修复桥梁31座，修建浮桥10座，修复路面5860米，新修板渡4个，基本保证了公路畅通。
为支援大军，不少老百姓在自家口粮都不够的情况下，倾其所有，有的实在拿不出大米，就拿出红薯、黄豆、高粱，宁可自己吃糠咽菜。
更令人感动的是，修建浮桥，木板不够用，老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铺在浮桥上。当时常德城区和城郊有不少百姓家，每天是大门洞开。
解放大西南，刘伯承和邓小平没有丝毫懈怠。11月9日与11日，在当年的民众戏院、现常德市人民电影院，召开了两次入川动员大会。
在9日的大会上，邓小平站着一口气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没有麦克风，也没拿讲稿。老人回忆，邓小平个头不高，留着平头，浓浓的四川口音，但声音洪亮，精神矍铄，“共产党不打胜仗才怪！”冲着邓小平的精神劲，不少与会者感叹。
在11日的大会上，刘邓首长要求发扬二野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防止骄傲自满和贪图享受的情绪，为西南人民多作贡献。
为早日解放大西南，在常德的20多天里，指挥部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拊敌侧背，断敌逃路，然后聚而歼之”的战略部署，就是在这里不断得到细化和落实。在这个指挥部，刘邓首长20多天内，相继签发了10余份作战命令和指示。
11月21日，为加速西南地区解放，减少战争破坏，刘邓首长在常德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敦促其认清形势，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
11月中下旬，在常德完成整训、整编任务后的二野大军，开始分批离开常德，向湘西、川黔挺进。一路走泸溪、秀山、酉阳到重庆；一路走辰溪、怀化、芷江、贵阳、泸洲、富顺、自贡到重庆。负责留守的干部战士亦于12月底离开常德，从沙市转乘轮船去重庆。
15万大军，从常德出发，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群雄战成都
成都战役，是解放大军进军西南作战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战役。由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和第5兵团的两个军、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第一野战军第7军的第19师、第四野战军的第50军，共9个军又1个师共同参战。
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了江南广大地区。为负隅顽抗，蒋介石令盘踞在华南的白崇禧集团和粤系军队组织“湘粤联防”，阻止人民解放军向两广挺进。同时又令固守秦岭、汉中、川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3个兵团11个军，约16万人，阻止人民解放军由陕入川，企图控制西南，以待国际事变，死灰复燃。
为了消灭华南、西南之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战略部署：以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归属第4野战军指挥，则赣南出广东、广西，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协同第四野战军主力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第二野战军主力以大迂回行动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之通路，割裂白、胡两集团的联系。同时以陕川边之第一野战军部队和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积极吸引敌胡宗南集团，将其暂时留于秦岭地区，待我切断其退往滇康之道路后，迅速南进，协同第二野战军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于四川境内。
1949年11月1日，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第二野战军各部开始向川黔进军，各攻击集团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约1000里的地段上，多路挺进，拦腰斩断了敌人西南防线。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第二野战军的这一行动，其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被打乱了。
突破敌防线后，第二野战军各部勇猛急进，第5兵团及第3兵团所属的第10军于10日进入贵州境内，15日解放了贵阳、思南。
同一时间，第3兵团主力与第四野战军一部，突破宋希濂集团的防线后，于19日将西逃之敌第14兵团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
仓皇逃跑的胡宗南集团急忙向南撤离，第二野战军指示各部队，“迅速切断胡宗南及四川境内诸敌之退路，是当前作战的关键”。与此同时，以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名义，向川、黔、康、滇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立功赎罪。
24日，第3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所属的第47军，占领南川，战至28日，将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夺取了重庆外围据点。29日，蒋介石及其政府从重庆逃走，当夜重庆获得解放。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在昆明、雅安等地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第二野战军之第3、第5兵团主力，至12月20日，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形成合围。划归第二野战军建制的华北野战军所属第18兵团于21日进至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之敌数十万人，全部被第二野战军包围在成都地区。
战至29日，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除一部被歼外，其余大部起义，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从12月8日起至29日止，先后争取了敌第7、第16、第18兵团和第15、第20兵团残部的起义与投诚，在成都、邛崃之间歼灭了企图突围之敌第5兵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大陆负隅顽抗和保持一个反革命基地的阴谋计划。
解放云南的最后一战——滇南战役
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第13军及第四野战军第38军主力，在滇桂黔边纵队协同下，于云南省南部地区进行了以追歼逃敌为主要特点的滇南战役。
1950年1月4日，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解放云南的部署和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第4兵团党委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进军云南的部署。第4兵团党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并作出了战役部署：
令第38军114师、151师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前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左路部队由第38军副军长兼114师师长刘贤权率领；令第13军为中路部队（第37、第38师为第一梯队，第39师为第二梯队），经百色、富宁、砚山、文山向开远、蒙自方向，日夜兼程，直出蒙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然后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地区，中路部队由第13军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率领；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右路部队由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统一指挥；令第14军和15军作为预备队，由滇东和滇东北进入云南。
陈赓要求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加强协作，密切配合，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快速前进，大胆迂回，“先兜后歼”，务必将敌第8军、第26军全歼于国境线内，以免后患。
各参战部队领命后，开始按照计划行动。
左路部队由广西田东出发，在边纵司令员庄田率领边纵第一、第四支队的配合下，轻装向云南河口急进，1月7日解放文山县城。11日凌晨，第114师341团占领中越边境重镇河口，把五星红旗插上了河口桥头。1月14日，第151师452团攻占屏边
县城，17日与中路部队会合后，次日赶到蛮板，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攻占了蛮板渡口，歼敌主力4000余人。18日夜，第452团攻占了红河上另一座浮桥。至此，红河沿岸各渡口均被封锁，切断了敌人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通道，为聚歼敌军于云南境内创造了条件。
中路部队抵百色后，同敌人争时间，抢速度，向蒙自开进。1月16日，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110团在109团配合下，于拂晓前袭占了蒙自机场和蒙自县城，当天下午又攻占新安所。至此，胜利完成了抢占蒙自机场、拦腰截断滇越铁路的任务，封闭了敌人由空中逃往台湾或从滇越铁路逃往境外的通道。17日拂晓，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率109团团直、2营、3营和110团团直、1营、2营，对个旧守敌发起攻击，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19日夜幕降临时，第13军113团在第38军340团的密切配合下，全歼宜德山之敌，粉碎了红河一线敌人南逃的企图。20日，边纵第二支队解放开远。
右路部队分三路堵击西逃之敌。1月22日，边纵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杨守笃率领边纵西进部队两个团，抢先攻占了元江东岸的制高点二台坡，敌第8军510团战败投降。经第37师、38师与敌几昼夜鏖战，敌汤尧部被分割包围在元江东岸荒无人烟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濒临绝境的敌军被层层包围，敌第8军军长曹天戈、参谋长杨也可束手就擒。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汤尧妄想潜逃，被解放军第37师110团1营1连连长张合锁俘获。至此，敌第8兵团兵团部、第8军军部被全歼。2月8日上午，穷途末路的敌第170师师长孙进贤带3200余名残兵败将被迫投降。野战军和边纵部队在当地傣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顺利渡过澜沧江，并迅速追上逃敌，于2月17日夜攻占边境重镇南峤县城，歼敌700多人，只有少数散兵逃出国境。2月19日，野战军把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的打洛镇，滇南战役胜利结束，为云南全境的解放和野战军迅速推进至边防前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滇南战役历时月余，从部队受领任务出发到战役胜利结束，开进和对敌连续追击近1500公里，歼灭蒋介石嫡系第8兵团2.56万余人，生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汤尧等高级将领多人。滇南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云南境内残敌企图垂死挣扎和逃往国外或台湾的阴谋，解放了云南各族人民，对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为和平进军西藏而努力
1950年的中国，全国上下被解放的喜悦笼罩着，人民积极生产建设，然而此时的祖国西南一隅并不平静——尚未解放的西藏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在英美等国和其他境外势力的唆使煽动下，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分裂分子妄图策划“独立”。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成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最大挑战。
1月2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带有四个A字的急电。当时，毛泽东正在出访苏联。电文的内容会是什么呢？原来，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改变了原来准备由彭德怀率部从新疆、青海进军西藏的计划。决定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西南局来完成。
由哪个部队担任进军西藏任务呢？经过反复研究，刘伯承、邓小平同时想到了18军。18军是一支稳健善战的部队。这支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部队，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屡挫数倍强敌之进攻，开辟和巩固了豫皖苏解放区，对转入战略反攻和实施淮海决战起了重要作用。其军长是时年36岁的张国华，既当过军事指挥员，又做过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这样，进军西藏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最后落在18军肩上。
做出决定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缜密研究了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的意见，并于1月7日上报毛泽东、党中央，同时发给当时尚在成都的贺龙。电报内容如下：
一、毛主席及德怀同志关于西藏问题的两电均收到。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予以协助。
二、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
三、拟请由18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18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任务完成后，随即归还西康。
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毛主席及贺龙同志审核。
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接到西南局的电报后，于1月10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指示：
（一）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
１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在重庆向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部分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部署进藏工作，要求部队勇敢地担负起这一任务。
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还发出指示，要求第二野战军全军以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18军进军西藏。１月24日，中央批准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全国政协委员）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４省区对西藏实行“多路向心进兵”，以收协力合击之效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西南局、西北局据此进行了认真的筹备。云南、青海、新疆军区先后共组建了约3000人左右的进藏部队，进军西藏由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进军，其准备工作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
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
（1950年2月15日）
全体指战员同志们，解放西藏进军的光荣行动就要开始了，谨向挺进祖国边疆的光荣人民战士们致以荣誉的祝贺。
向西藏进军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在今天，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巩固和建立起来。但是我们祖国领土还有台湾、西藏、海南岛尚未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残余匪帮还在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苟延残喘，而美英帝国主义者则企图盘踞我国边陲地区，梦想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解放那里的人民，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的立足点。而我们直接的光荣任务就是进军解放西藏，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解放和建设巩固祖国的边疆。这个任务，是十分光荣的。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进军途中将要碰到长途行军、交通运输、粮食供应、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有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和兄弟部队的积极支援，我全体进军同志有着为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卓绝〔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精神、克服困难的英雄气概和具体办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前，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为着顺利完成全国人民所赋予的解放西藏进军的伟大任务，号召全体进军部队的共产党员及指战员同志们发扬你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积极的动员起来。
（一）深刻认识解放西藏进军的伟大政治意义，勇敢担负起这个光荣的任务，将要遇到很多的困难，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作好充分准备。发扬人民军队英勇奋斗、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阶级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团结内部，爱护战士，服从指挥，执行命令，坚决完成进军中的每一任务。
（二）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帮助康藏人民从〔被〕压迫与落后的困苦环境中解放出来。忠实正确的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的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是否能够团结康藏人民，这是解放西藏、巩固西藏国防的决定关键，应引起全军充分注意。
（三）在解放西藏进军的同时，每一个指战员必需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在进军中必须尽量爱惜节省人力物力，积极修路发展交通建设。在军事行动一经停止之后，就需要大力来发展西藏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生产建设事业，我军全体指战员就不但要成为捍卫人民祖国的边防军，巩固的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不让帝国主义的猪嘴敢于侵犯我们祖国一寸土地；而且还要成为人民祖国的生产军与西藏人民一块共同建设民主繁荣的西藏，使自由幸福文明的花朵，开遍祖国边疆。
解放西藏，巩固人民祖国边防！
为解放西藏而进军的人民英雄无上光荣。
部队根据动员令，结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对战士进行正面教育，对干部和党支部进行整顿，同时以各种方式介绍西藏情况，使大家正确了解西藏。各部队还组织学习了有关民族、宗教等政策纪律规定。
3月4日至7日，18军召开了全军庆功祝捷、进藏誓师大会。大会上宣读了进军西藏决心书。张国华带领全军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贺首长宣誓：“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谭冠三向大家表示：“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为适应高原长途跋涉的需要，部队开展了生活高原化的训练，练习负重行军，每名战士都要背石头、腿上绑沙袋，野营、野炊和学习藏语文等活动。为增强战斗力，除加强武器弹药和其他力量外，还接收了一大批新成员，包括二野其他单位调来的和自动要求进藏的专业人员、学员、学生等共1.4万多人，其中女战士200人。
邓小平在向18军交代任务时曾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
当时，西藏是一个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突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也很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从中央、西南局到进藏部队，都十分重视对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西藏工委和18军党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除抽调一些师团干部参加外，还吸收了一批懂得藏语文、熟悉西藏情况的教授、专家，进行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政策执行意见，很快写出了《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等一批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对帮助上级领导部门掌握西藏情况、制定政策和对部队宣传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具体了解兵要地志、社会情况，准备政策意见，开展宣传、统战工作，筹备粮柴等，18军从1950年2月至7月，先后派出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等实施统一领导的前进指挥所，2月派出的陈子植为司令员、陈竞波为政委的先遣支队于雅安进入，及由52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藏族，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康，参加红军北上）。
熟悉西康藏族情况和藏族的历史、民风、民俗，对开展藏区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随着北路先遣部队154团和南路先遣部队157团的进藏，巴塘、康定一大批藏族知识青年在部队的召唤和党组织的帮助下，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参加了18军。
为配合18军进藏，西北野战军彭总决定由一军组建了一支600人的精干骑兵支队（后称青海骑兵支队），７月24日，骑兵支队抵达玉树地区。驻新疆的第二军组建的独立骑兵师，５月进驻南疆于田地区。云南进藏的14军126团，４月初在丽江地区集结待命。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毛泽东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所指定的方针。据此，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负责，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
由于西藏远离内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运输补给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紧迫的任务。朱德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藏部队的供给问题，乃至使用银元、组织采购、种粮种菜、改善伙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领导机关在“政治动员会”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刘伯承、贺龙亲自策划和指挥支援工作。
1950年２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第3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突出抢修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在川西地区迅速征集了大批粮食，从全国各地采购了包括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鞋、皮手套和饼干、罐头、代食粉、蛋黄腊、固体燃料以及帐篷、防潮雨布、风镜等一批适用于高原环境的军需给养物品。补充了一批比较轻便的武器和驮运的骡马。
为保证顺利进军，西南军区把修筑公路作为支援工作的重要环节，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迅速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
西南军区抽调6个工兵团、18军３个团和４个营及军直有关单位1.8万人投入施工。修路部队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差的困难，奋战４个半月，战胜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1950年８月26日通车甘孜。享誉全国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一支反映修路部队打通二郎山英雄业绩的歌曲。
与此同时，新疆独立骑兵师及一个骆驼团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修筑由于田经普络入藏的公路200公里。青海第一军修筑自西宁到黄河沿的公路近500公里。
公路修到哪里，运输就跟到哪里；部队走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在运输补给中，西南军区抽调汽车85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４个汽车团、４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接力运输。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运，没有公路的地方用骡马、牦牛驮运。河水拦路，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资送过河。大渡河两岸公路已通而大桥未架好，运输兵就把汽车拆卸装船送到对岸，再组装起来运输。人民空军为了空投物资，支援前线，在各方面条件都差的情况下，王洪智机组经过数十次试飞，于1950年５月７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区”，在甘孜、邓柯等地实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万吨，空军空投物资900余吨。
全国上下，特别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均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进军西藏大军。北京、天津、上海、东北等地赶制各种进军用具和物品。川西为支援18军进藏，各县都成立了支援委员会。
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有10万头以上牦牛参加经常性的运输。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４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６万多头，驮运物资26万驮。
在运输补给中，出现了让人感动的事迹。甘孜和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等筹粮15万多公斤。德格女运输队员曲美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一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段上，驮运物资100多次。遇到雨雪天，她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盖住驮子，保护运送的物资，马“打了背”，她就将马驮的东西背着走，被誉
为支前模范。西康省人民政府授予她“支援模范、藏族之光”的锦旗。
云南西部的大理、丽江、保山３个地区的30多个县的群众，踊跃参加修路、运输、建造营房。保山地区由县长、区长、干部带队组织运输。青海玉树地区的运输队，调集了4000多头驮畜，把物资从黄河沿运送到玉树、囊谦等地，保障部队供给。新疆于田地方政府组织了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头毛驴组成的９个运输大队，为进藏部队驮运粮食、马料和各种军用物资。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确定进军西藏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0年１月18日，朱德在一次西藏问题座谈会上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
１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经毛泽东审查同意后，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希望西藏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
２月25日，中央又在刘少奇起草给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中央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调查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作争取工作，并拟定同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５月11日，西南局提出了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谈判条件，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５月17日，中央同意西南局拟定的四项谈判条件，要求以四条为基础，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的若干条款。据此精神，西南局迅即研究拟定了十项条款报告中央，中央于５月底批复同意。接着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各种渠道，采用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50年５月开始，用藏语向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上层人士广播，使他们尽快了解中央人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并请在西藏上层中有很大影响的喜绕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呼吁达赖派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要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
进藏部队一进入西康藏区和金沙江畔，立即向西康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在1936年红军长征路经甘孜等地时，当地人民曾建立了“博巴苏维埃政府”，当时曾在其中担任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达多吉等人，都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愿意像当年支持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解放军进藏。
夏格刀登向其在藏军中的朋友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吴忠和天宝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牟霞代本写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告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邦达多吉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还向昌都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驻外使馆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接触，表明中央的态度，宣传中央对西藏的政策。1950年４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接见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向他们说明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和方针，赠送《共同纲领》，宣传民族政策，要他们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前提下，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为了促进和平谈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和代办申健，几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赴京谈判，不要延长时间。西南局、西北局还多次派人入藏劝和。1950年２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也称密悟大师），赴藏劝说达赖同中央谈判，受阻于金沙江畔。同年５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达赖长兄晋美诺布），副团长为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代表团进至西藏聂荣宗境，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夏日仓、先灵活佛的活动受到限制。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洛桑丹增活佛自愿申请到拉萨，劝说达赖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藏。格达活佛一行于1950年７月４日离开甘孜白利寺出发后，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７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立即向昌都总管拉鲁噶伦说明来意，并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表示即将去拉萨促成和谈。
不料拉萨当局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授意昌都总管，既不准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准他返回甘孜，将他扣留近一个月之久。８月22日，这位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吁的活佛，竟不幸遇害身亡。
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在西藏上层人士中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以达扎·阿旺松绕为首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实权，拒不接受中央的召唤和耐心教育，甚至阻止、软禁、杀害爱国的劝和人员。
为了对抗解放军进藏，西藏当局还大力扩军备战，藏军由原来的10个代本（相当团）扩充为16个代本，并动员了大批民兵和僧兵，由藏军司令率领的一批官兵到江孜兵营接受军事技术训练。还设立了由噶伦亲自主管的军饷局，向人民额外征军粮。在拉萨、昌都等地建设电台，用藏语、汉语和英语向世界广播，进行分裂祖国和反共的宣传。他们还将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昌都、那曲、丁青及金沙江西岸一线，决心堵死和谈大门，以兵戎相见，阻止18军于金沙江以东。
事已至此，中共中央的良苦用心没能如愿。面对藏军的来势汹汹，中共中央被迫决定在昌都进行一场战斗。
“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昌都战役
昌都作为西藏的东部重镇，是从四川入藏的咽喉要道。昌都地区按原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区划归西康管辖，而实际仍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统辖之中。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设“都麦基巧”，派一位噶伦担任军政总管，加强对昌都及包括金沙江在内的周围的防御。要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就必须拔掉昌都这个钉子，消灭昌都及其周围的藏军。
1950年８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西南局的昌都战役计划。战前，毛泽东对打好昌都战役，尽快解放昌都的政治意义作了这样的估计：“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北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西南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８月26日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解放昌都，打下明年（1951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
９月５日，张国华率第二野战军18军主力抵达甘孜与军前指汇合。15日，张国华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对昌都战役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青海骑兵支队在玉树做好战斗准备；云南14军126团于７日上旬进驻贡山，经德兴到达门工东北，配合18军作战。
昌都战役是解放军在特殊地区对特殊对手进行的战役。对于这场战斗，18军可以说是有必胜的把握。
昌都战役发起后，18军各路部队，边打边走，所向无敌。藏军与18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特别是九代本起义及我军追歼觉雍之藏军和袭占类乌齐后，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昌都山城一片混乱。156团先头部队３营，于19日20时进入昌都市区，俘昌都军政人员200余人。随后，军侦察营、工兵营、155团相继入城。
19日至20日，担负迂回任务的部队，52师骑侦连在前，青海骑支紧随，154团一部在后，从西往东包围昌都，堵截从昌都撤出的藏军。进到宗驿山地区，先头分队骑侦连同撤至昌都西南竹阁寺的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派出的联系人员相遇。经过双方协商，阿沛下令昌都总管署及藏军第３、８、10三个代本和其他代本、民兵一部共2700余人放下武器。
昌都战役中，全体指战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行军途中，各部队无论是在大风雪中、茫茫的黑夜里，还是在冰雹劈头盖面打来，或是大雨淋透全身之时，从来不进寺庙，不住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饿了，几个人就着雪水分吃一碗炒面，即使再饿也不向群众征一点粮。
部队入乡问俗，体察民情，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藏族人民的经幡、经塔、神山、神树、玛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筑物，均加以保护，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学习藏族语言，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这些实际行动，使藏族人民深受感动，连躲进深山去的藏胞也纷纷回来了。
部队对战斗中被俘的藏军官兵采取了更为宽大的政策，对伤者给以包扎治疗，对死者按藏族风俗安葬，对释放的官兵一律发给口粮和路费，一般士兵银元５枚，家属３枚，对伤病人员和有家眷的各发一匹骡马，对军官除发乘马等外，私人的枪支也予以交还，还特别注意不触动他们身上的“神诰”。因此，他们都很感激地说：“毛主席的兵是新汉人、好心肠的人。”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至24日胜利结束，聚歼了金沙江以西，类乌齐、恩达以东地区之藏军和民兵，计有藏军５个代本全部，３个代本大部，１个代本起义，加上一些民兵，共计5700余人。
昌都战役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被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这次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给西藏的上层统治集团以严重的军事打击，粉碎了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的阴谋，促使他们迅速分化，上层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遭到惨败，他们的头子摄政达扎不体面地迅速下台，和平西藏解放，已指日可待。
喜马拉雅山上展红旗
昌都战役是不得已而为之，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改变和平进军的初衷。从中央到昌都前线，仍是继续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进行和平谈判。
经过一番周折，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赴北京和谈的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阿沛·阿旺晋美，其他代表为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一行人于３月27日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他们途经甘孜、重庆、西安等地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接待。４月22日，一行人到达北京火车站，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及首都各界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于３月上旬从亚东出发，经印度、香港于４月26日到达北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到京后，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于４月29日开始谈判。谈判是以中央十项政策为基础，仅正式会谈就进行了６轮。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同时又充分听取和考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所提的合理建议。５月21日谈判结束，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由一个前言和十七个条文组成，它受到了藏族人民包括上层爱国人士的欢迎和拥护。为督促《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赴藏执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张经武带着中共中央的重托，于1951年６月13日离京赴藏。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土登旦达、凯墨·索安旺堆和桑颇·登增顿珠同张经武同行返藏。张经武途经香港，绕道印度，于７月14日到达西藏的亚东，16日会见达赖，８月８日到达拉萨。达赖于８月17日回到拉萨。
1951年５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明确指出：“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出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以18军为主的各路进藏部队，根据毛泽东的训令和西南军区或西北军区的具体指示和要求，经过进一步的准备工作，相继开始由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向西藏和平进军。为了模范地执行十七条协议和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18军制定了《进军守则》、《外事纪律》、《入城纪律》等规定，要求全体指战员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其他部队也作出了相应规定或提出了具体要求。
从1951年７月起，18军陆续从甘孜、昌都向拉萨等地实施梯次进军。在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派出了由军副政委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300余人组成的先遣支队。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同行，并由军供给部队带领一批干部跟进，沿途设置兵站，为后续部队进军作物资准备。先遣支队７月２５日从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现工布江达）向拉萨进发，于９月９日抵达拉萨。
军本部由张国华、谭冠三和第二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率领的军直一部和已到洛隆、边坝的一五四团作为第一梯队。他们于７月17日抵达昌都后，８月28日从昌都出发，经丁青、沙丁、墨竹工卡向拉萨前进，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
张、谭率部抵达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组织高级官员和两万多名僧俗群众夹道欢迎，并举行了隆重的部队入城和欢迎仪式。由52师副师长陈子植和我率领的师直和155团为第二梯队，10月２日从昌都出发，经边坝、沙丁、嘉黎，11月７日进驻太昭，随后，154团、155团一部相继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隆子宗等边防要地。18军第一参谋长陈明义则带领53师、54师、52师156团和３个汽车团、两个工兵团和西南公路局等单位共同担负修路、修机场和物资运输等任务。
在18军向西藏挺进的前后，云南、新疆、青海进藏的部队也开始向西藏前进。从云南进军的14军126团600余名官兵和1800余名运输保障力量在团长高建新的率领下，８月24日从扎那出发，经门工、扎好、官房、祖秀、乌拉山、织妹至竹瓦根，９月２日抵达桑久，10月１日进驻察隅，10日抵达科麦，在人聚居的边防地带建立了国防前哨基地。从新疆进军的独立骑兵师之一部280余人，在第二团副团长安子明率领下，于５月23日进驻阿里地区改则之扎麻芒保，与先期抵达的先遣连（三连）会合后，６月25日继续前进，29日抵达普兰宗，８月３日进驻阿里政府噶大克（现噶尔）。
与此同时，营长贺景福率２连追剿从新疆向阿里溃逃的哈萨克土匪，进驻日土宗。从青海进军的18军独立支队1100余人，在支队司令员范明、政委慕生忠率领下，于８月底从青海香日德启程，经巴颜喀喇山麓、通天河、唐古拉山、黑河（现那曲镇），12月１日抵达拉萨。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前往慰问，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群众上万人的欢迎。自此，各路进藏部队按照预定部署，进驻了拉萨和各边防要地。
进军是充满艰辛苦涩的。18军从甘孜到拉萨1600公里（昌都至拉萨1100公里），穿过青藏高原由北向南走向的横断山脉，山高河多，风雪无常，高寒缺氧，仅海拔5000米左右的大雪山就有10多座。其中号称“天下第一山”的丹达山在6000米以上，澜沧江、怒江等急流冰河有10余条。在平时行走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却要肩负平均达35公斤左右的负荷行军，有的则重达50公斤，即便是体弱的女兵也要负重25公斤以上。军直部队从李觉参谋长起，在翻越海拔6000米、山上积雪二尺多深、严重缺氧的冷拉山时，人、马、驮骡在冰雪陡坡上向下滑行两公里多，三分之二官兵口鼻流血，1200余匹骡马多数倒毙，其中６名官兵在此献出了生命。
从新疆进军的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三连），在通过大片无人区，艰难跋涉千余里后，于1950年10月进至阿里改则之扎麻芒保。这里海拔4500米，一年中有半年多时间冰天雪地，严寒缺氧。为了在此站稳脚跟，三连官兵在后方供给跟不上、缺衣少药、病饿交加的情况下，以牺牲56名官兵的惨重代价，在此坚持了一个冬春。
从青海进军的18军独立支队，在越过巴颜喀喇山麓后，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行军。由于负载过重，草料不足，沿途陆续倒毙500余匹骡马，仅在抢渡水流湍急的通天河时，就有150余匹骡马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淹死，并有数名官兵在渡河时牺牲。
从云南方向进军的126团官兵，行进在“一山有四季”、“一日有四季”的横断山区，翻越伯舒拉等高山，跨过怒江等激流，同样经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进军西藏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解放战争的结束，也使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不仅标志着西藏“有边无防”的历史终结，而且使西藏人民近百年来受外敌欺凌和奴役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力——第二野战军18军也圆满地完成了这一项重任，把红旗插在了喜马拉雅山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