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人口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与完善，将开启我国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事业的新时代。
一、我国当前人口形势和人口问题
衡量一个国家人口适量与否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二是国家目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三是世界整体特别是周边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减及其对人口输出和输入的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就是人口规模太大，由此带来很多压力，所以要控制的是人口增长。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发展人口控制理论。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和问题，主要有：出生缺陷风险，独生子女风险，人口失衡风险，人口拥挤风险，人口红利消失风险和人口老龄化风险。
出生缺陷风险。出生缺陷风险是指一种人口素质的发展风险。出生缺陷是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的产物。出生缺陷不可不察不可不防，
每年国家和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特别是“零素质婴幼儿人口”，即由于严重的出生缺陷导致终其一生都没有任何康复可能和发展价值的婴幼儿人口，更是对国家和家庭造成巨大的负担。一个社会的零素质人口规模越小，增量越小，就越是健康越有希望。
独生子女风险。具体来说，是独生子女九大风险理论，即独生子女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无论是强制性一胎还是自愿性一胎，结果都难以规避独生子女的九大风险。
人口失衡风险。人口失衡包括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和老少人口比例失衡，这两大风险可以说是独生子女风险的延伸，属于结构性人口问题，其复杂性和挑战性超过增量性人口问题。在一胎化为主导的政策约束下，挤压出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和偏高问题，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两大难题，从而产生了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婚姻安全问题和养老安全问题，这是民生之大计。问题还在于，人口生态的失衡很难通过非人口的途径得到解决。由于从1980年代初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普遍、严重的失调一定会积累和引发若干年后的婚姻挤压，产生规模巨大的以男性可婚人口为主的“单身人口”和“失婚人口”。
人口拥挤风险。主要表现为人口过度集聚，人口过度集聚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人口的流动迁移是比较利益诱导
的产物。日本人口结构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地区差距扩大，导致人口加速向首都圈集中。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遭遇了人口膨胀的问题，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城市版图过分扩张的问题。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以及人口的城镇化和人口的都市化如何平衡，都是国家发展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
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所谓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升高，从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个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快速发展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急。随着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无论从占比还是从绝对数量看都在下降，人口红利减弱甚至消失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风险。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据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9%。这表明，我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成为我们亟须高度关注的课题。十八大报告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因此，加快推进和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