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一）确保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是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增多，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多变，触点多、燃点低，处理不好极易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而在各类社会治理手段中，运用司法方式调处纠纷、化解矛盾，可以使社会变革阶段的利益冲突在国家法治总体框架内得到有效控制和防范。因此，切实保证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维护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对于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司法职权行使过程中的“依法”、“独立”，是宪法对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也是其获得公正性、权威性的根本保障。没有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更不可能有定纷止争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保障。
在我国，司法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是指审判权、检察权在行使过程不受外界（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扰和影响。具体到法院系统，就是要强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所谓“审判独立”，不仅是指作为审判机关的各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必须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依法审判，不受其干扰和影响，而且还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在案件裁判上，也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种业务指导和审案监督关系，必须通过对一审案件上诉审或者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提起再审的方式，实现指导和监督。惟有这样，才能体现各级法院审判活动职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才能真正发挥上级法院第二审或者再审功能。在我国，司法权还具有终局性、权威性特点。司法的权威性与司法活动本身的透明度、公正性密不可分，只有独立才有公正，只有公开才有公正，只有公正才有权威。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确保司法权独立行使的体制、机制以及经费、人事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真正排除各种法外干扰，就成为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司法的强大、权威、有力。确保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应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考虑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分经费。
二是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司法管辖包括司法机关的地域管辖和案件管辖。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立，管辖所属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同时，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机关承担的业务量也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资源闲置。应该从现行宪法框架内着手，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通过提级管辖、集中管辖，审理行政案件或者跨地区民商事、环境保护案件。
（二）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
我国在司法人员的招录、遴选、培养、任用等方面，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模式。我国80%的案件在基层，80%的司法人员也在基层，加之司法队伍人数较多，导致基层司法机关人多职数少，基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级低、待遇差、发展空间有限，不利于提升专业素质，不利于保证办案质量。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
一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或技术职称）序列，完善执法勤务机构警员职务序列和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健全书记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制度，制定司法辅助人员的职数比例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司法队伍职业化水平。
二要完善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选任招录制度。建立初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集中培训、基层任职、有序流动、逐级遴选的机制。建立预备法官、检察官训练制度，将完成预备法官、检察官职业训练并考核合格作为法官、检察官的法定任职条件。建立选拔律师、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制度机制。针对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不同级别检察院的检察官，设置不同的任职条件，实行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进一步改革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制度，加大警察院校毕业生入警的比例。
三要完善法官、
检察官任免、惩戒制度。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考核晋升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成立吸收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选任、惩戒程序，确保政治素质高、职业操守好、业务能力强的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确保法官、检察官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
四要强化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职业保障制度。从职业特点看，法官、检察官既要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只有通过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并从事一段时间的法律工作，才能被任命；从职业风险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矛盾的对抗性、敏感性增强，司法人员特别是人民警察的职业风险增大。现有的司法人员保障制度没有体现其职业特点和职业风险，不利于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在严格司法人员任职条件，强化司法人员办案责任的同时，要为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依法公正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保障。
（三）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加强司法权力制约和监督，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法治国家要求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正确行使司法权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司法民主的必要形式、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径、司法廉洁的有效手段。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对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等职责权限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构建职能明确、分工合理、制约有效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切实做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规范司法用权行为，全面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拓展监督渠道，主动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社团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公民个人的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赋予独任法官裁判权，尊重合议庭评议案件形成的多数意见，切实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审判职能由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行使，如果出现了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既充分考虑当前法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肯定院长、庭长对裁判过程和裁判文书予以把关的积极意义，明确院长、庭长在具体案件裁判中的管理权限，明确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又必须突出法官的裁判主体地位，对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参与行为作出明确的限定，避免把“审核”衍变为“审批”, “要求复议”衍变为“强制性变更”。
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针对不问层级司法部门之间的行政化管理倾向，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报告案件处理等现象，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层级的司法部门之间要逐步回归原本意义上的审级关系，解决行政权制约审判权、审判不独立问题。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积极探索司法公开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司法行为。人民法院实行六项公开，将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向社会公开。推进阳光司法工程，加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建设，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让审判流程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接受公众的检阅，倒逼裁判文书做到事实清、依据足、说理透。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务公开，对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查、公开听证、公开答复。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推出刑事案件立案和破案回告、消防事故责任公开认定、交通事故公开处理等制度。针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审理程序透明度不够高、“重罪多减、轻罪少减”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问题，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使刑罚的执行具有更高公信力。针对一些地方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合而不议”，人民监督员民意代表性不足和检察机关过度主导等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真正使之成为司法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和监督司法活动的重要举措，更好地直接体现司法民主。
（四）深化司法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深化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保障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增强有效监督，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
要着力推进审判公开。一是立案公开。公开立案条件、立案流程、诉讼费用标准和风险提示等内容，积极提供上门咨询、电话查询、电脑触摸屏自查等方式的服务，方便当事人及时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和信息。二是庭审公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公开审理的条件，依法保障公民的旁
听权，建立健全有序开放、有效管理的旁听和报道庭审的规则，积极创造条件消除公众和媒体知情监督的障碍。三是执行公开。将执行的依据、标准、规范、程序以及执行全过程向社会和当事人公开；健全和完善执行信息查询系统，及时将执行措施、重点环节和重要事项告知当事人。四是听证公开。对开庭审理程序之外的涉及当事人或者案外人重大权益的案件实行听证的，应当公开进行，并向社会发布听证公告。五是文书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和调解结案的案件外，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并通过跟踪、收集、汇总、分析网络舆情，不断改进法院工作。六是审务公开。要探索建立各类案件运转流程的网络查询系统，方便当事人及时查询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关于法院工作的方针政策、各种规范性文件和审判指导意见以及非涉密司法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等。
要大力推进检务公开。建立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实现当事人通过网络实时查询举报、控告、申诉的受理、流转和办案流程信息。健全公开审查、公开答复制度，对于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拟作不起诉、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检察机关主动或依申请组织开展公开审查、公开答复。
要不断推进警务公开、狱务公开。进一步完善公开机制，创新公开方式，畅通公开渠道，依托现代信息手段确保各项公开措施得到落实，实现以公开促公正。
（五）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和监督司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形式。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代表群众，具有通民情、知民意的优势，有助于与职业法官形成思维和知识上的优势互补，有效调处矛盾纠纷；有助于增强裁判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驻庭陪审”、“编外法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要扩大人民陪审员数量和来源，建立随机抽选的机制，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提高陪审案件比例，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从群众最关注、监督较薄弱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入手，为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而建立的社会监督机制，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一种重要形式。2003年正式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目前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要进一步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规范化，科学设置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拓展监督案件范围，规范和完善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实效，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六）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2014年初，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指保外就医）充分体现从严精神，从严规定实体条件，从严规范程序，从重追究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纪律责任。
近年来，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中，违法违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相对突出。为了从严把握上述三类罪犯减刑、假释的实体条件，指导意见在要求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标准的同时，针对“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刑法规定的减刑、假释的关键条件，明确规定，严格对三类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要求除考察所有罪犯减刑都必须具备的一般条件外，应着重考察三类罪犯是否通过主动退赃、积极协助追缴境外赃款赃物、主动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强调，对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企图获得减刑、假释机会的，即使客观上具备减刑、假释的条件，也不得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针对三类罪犯中有的减刑次数多、两次减刑之间间隔时间短等问题，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依法可以减刑的三类罪犯，适当延长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从严把握减刑幅度。
针对保外就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从严把握三类罪犯适用保外就医的严重疾病范围和条件。司法部将根据指导意见，正在修订《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指导意见还规定，虽然患有疾病，但不积极配合刑罚执行机关安排的治疗的，或者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一律不得保外就医。
为了强化责任、从严惩处腐败，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各个环节的承办人、批准人，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执法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对执法司法人员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中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收受财物或者接受吃请的，一律清除出执法司法队伍；徇私舞弊、权钱交易、失职渎职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原则上不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