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玮／【管案公审】法庭直播，有何不可？
▲公惩会7月2日公开审理管中闵的违法兼职惩戒案，此类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应开放法庭直播，让司法更公开透明。（图／记者屠惠刚摄）
监察院认定台大校长管中闵在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经建会与国发会主委期间，多次匿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每年获取约65万元稿费，属于违法兼职，目前已通过弹劾，送公惩会审理。公惩会于7月2日开第一次准备程序庭，破例主动采取「公开审理」，释出60个旁听席次，供民众申请。
虽有论者将此事指为政治斗争，并引《公务员惩戒法》规定，认为公务员惩戒案件的审理，原则上都应该闭门审理，此次公惩会采取公开审理，可能别有居心。然而，在民主法治国家中，法院审理案件应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不公开审理才是例外！
法院为何应以公开审理为原则？
司法权具有定纷止争、节制行政滥权及保障人民利益等，所以审判采取公开审理，允许人民自由聆听诉讼案件进行，可加强审判公信力、提升司法信赖度、防范审判人员舞弊、增进民众法律智识等效用。但在部分案件中（例如性侵案件、营业秘密事件等），为了保障特定当事人或特定机密，才可以采取不公开审理。
而这条采取公开或不公开的界线，即是公益与私益两相权衡后的结果。依照这个脉络，《公务员惩戒法》第44条规定的公务员惩戒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立法者虽在立法理由中交代是为了「保障公务员名誉及国家机密」，但前者中，公务员的名誉是否一定高于一般人的名誉，仍待商榷；后者，也可以由法院具体依个案特质决定是否不公开，所以公务员惩戒案件，仍应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始符合民主国家的要求。
此次公惩会裁定公开审理管中闵案，应值得赞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去年才在司改国是会议决议通过的法庭直播，似乎已被遗忘。
公开审理不够吗？为何还要法庭直播？
前大法官许玉秀曾多次公开发表支持法庭直播，并称「公开透明，已经是民主社会的不归路」，言之凿凿。新闻自由向来是判断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为有了媒体作为人民眼、耳的延伸，人民自能更积极有效的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以及监督政治。在这个人民参与的环节中，审判当然不能独外。
随着科技推演，法庭直播已经不具备技术上的障碍，此由大法官召开宪法法庭及最高法院的死刑辩论，均曾以直播方式审理即可证明。有疑义的是，法庭直播到底会不会一面带来「满足言论自由、监督法院、加强司法公信及法治教育」这些优点，却又一面带来可怕的危害？
有论者指出，法庭直播会伤害当事人名誉、侵害当事人隐私或违反无罪推定等，例如南港小模奸杀案中曾被冤枉的梁女，如果当时采取法庭直播，梁女可能会在未判决前先接受全民公审，严重侵害梁女利益等等。然而，以该案为例，性侵案件本身就是不能公开审理的案件，恰好可以说明法庭直播在特殊案件中应该如何退让。再者，南港小模奸杀案中的梁女，其实正是无罪推定重要性的适当教材，相信许多键盘法官在经历本案后，应该更能理解，为什么律师总要站在那些「看起来很可恶」的被告前，呐喊着：「请坚守无罪推定！」
法庭直播，有其优点也有缺点，所以笔者并非赞同将任何案件，不问轻重、不管大小的一律直播审理。但至少在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或是当案件的公益性已远远大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时，采取直播式审理，有其必要性。
今日社会，一个重大案件在媒体有限篇幅的报导下，民众所能见到的往往只有冰山一角，而键盘法官们动辄以这片面的认识，将法官指为恐龙，降低司法的公信力。试想一下，如果这类案件采取法庭直播，让人民参与审判，并见到案件的全貌，那么法院的判决还能这么轻易地被浓缩成罪名与量刑而已吗？
又以笔者的经验为例：直到开庭才第一次看卷的法官，有之；对当事人动辄嘻笑怒骂的法官，有之；每次开庭台词不超过三句话（详如起诉书所载、请依法审理、请从重量刑）的公诉检察官，有之；自创法律见解或不用心辩护、代理的律师，有之……，如果我们把这些法庭画面透过适度的、有限制的（或采取转播方式）呈现在人民面前，难道不是人民之福吗？
法庭直播，从来都不该只聚焦在案件当事人身上，整个审判活动的过程都有可以被赞扬或检讨之处，这才是民主社会对公开透明的殷殷期盼。
好文推荐
吕绍玮／【我们与恶的距离】善恶之别不是绝对的二分法
吕绍玮／【限制出境法制化】谁说有权利必有救济！藏身法治国的限制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