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北门看尽台湾政权更迭（刘良升）

北门古迹在高架道路的环境下，周遭景观破坏殆尽，图为1993年的北门。（黄天强摄）

2016年2月11日台北市忠孝桥引道拆除工程提前达成，维护北门的「金钟罩铁布衫」拆除完毕，北市西区的天际线重现北门古迹的风采。（方濬哲摄）

2016年猴年伊始，台北市最吸睛的地方大事，当属时有惊人之举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决意动工拆除忠孝桥在北门一端的高架桥引道，而且在他高效能地指导促成之下，约莫6日内即大功告成，故当台北市民从新春连假中恢复上班，途经北门一带时，才惊觉这会儿，在台北车站西侧的台北「北门城门」以新姿重现江湖，她终可「扬眉吐气」一番了。

台北北门正式名称为「承恩门」，取其「承接天恩」之意，因为她面向进出台北城枢纽的淡水河水道，在百余年前，她即为原台北府城城墙防御系统中（计有五门），最重要的城门闸口。

台北北门与台北古城墙一并于清光绪十年，亦即西元1884年，落成使用，是年恰值中法战争硝烟正炽的高峰，清末中兴名将刘铭传督台抵抗法军入侵的重要时刻，所以在战火频仍的存亡关键，她和台北古城墙的完工与加入防备，不啻是台北府城之一大盛事，也让驻台清军对北台湾后方腹地的戍务，吃了一颗定心丸。

怎料不过十年的光景，19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辽东半岛上的清廷陆军也落荒而逃，而次年乙未年所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清廷允诺割台赔款予日本，而台湾士绅在祖国的抛弃下，愤慨异常，自组义军，力抗日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料北台湾主事者唐景崧，在日军攻下基隆港后，随即身携巨款，临阵脱逃，仓皇内渡，致台北当局群龙无首，再者，因备战而临时由广东省招募的粤勇，因素质低落，又未领军饷多日，而在台北府城内哗变骚动，台北城内顿时成为无政府状态，未战先乱。

台北商贾迫于无奈，派代表出城迎请日军入城，日军的进发路线正是由北门而入，北门城门在未真正发挥她被赋予的军事防御价值前，已见证了政权的交替。

而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间，一方面为了城市建设的扩张，再方面顺便消弭中原汉文化在台湾的遗留，台湾各处的古城墙被拆除殆尽（除左营和恒春尚有部分保留外），台北地区也未能免俗，加以台北西门城门被夷平改为商业区，故旧台北府城城墙防御系统中，只剩下4座形单影只的城门，孤零零地矗立原处。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光复台湾，不久国共内战又起，蒋中正总统在台复行视事，将中央政府从南京搬迁于台北。此时，存留于台北的4座城门，原有城楼起初均为华南风味之红瓦的闽式建筑，有好事者竟将接近台北市总统府所在博爱特区的3座城门城楼，即东门，南门，和小南门，都改建成风貌全然不同，仿华北式样的绿琉璃瓦顶亭阁式建筑，还好唯独北门未在改建之列，尚保持了原状。

1970年中期，为疏解淡水河上现有桥梁的交通流量，忠孝桥的兴建规划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忠孝桥东端引道要跨越横亘地面上的南北纵贯铁路线，以及衔接台北火车站幅射出来的几条主要公路要道，其设计最为复杂和伤神，咸认将东引道凌空高挂，以三度空间的立体交叉方式，乃为符合交通动线和流量疏导的最佳方案。

至此，盘踞在台北北门城门「脑袋「上近四十寒暑的两条高架引道之浮现，就像是两把桎枯般地把北门镣铐在原址，北门不只动弹不得，尚要蜷曲在水泥丛林间，漫无天日地低头苟活着。纵然1983年，北门城门被当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古迹，但就像是一张」口惠而实不至「的证书，她的」生存条件「并未受到实质的重视和改善。

那时我每次由台北县（现改名为新北市）经忠孝桥进入台北市区，都忍不住向左侧垂望「低矮」的北门城门，她侧俯着头，活像个被五行山压顶的孙悟空，不过孙猴子大闹天宫，罪无可逭，而北门何辜，却要受制人类文明的压制。

所幸90年代初，台北市区纵贯铁路的地下化工程逐步完工，当初跨越铁路线的高架桥作用锐减，替台北北门的新生带出了一线曙光，如何给予北门一个合适「呼吸的空间」，被文史人士搬上了都市计划的议事桌，而猴年开春，随着高架桥的功成身退，北门城门终究有了尚称圆满的结局。

我端详着相片中「重生」的台北北门城门样貌，她虽然在台北车站商圈中，依然是个被大楼环伺，并不起眼的小个子，然而她的古意淳朴，愈发显示了高贵的独特气质，这个逾两个甲子之龄的耆老，看尽台北的风华，和近代台湾地区政权的更迭，但她现在至少给予了最基本的尊严，拥有一个能够深呼吸，伸懒腰的空间了。

（作者刘良升现居现居美国德州休斯顿市）

【刘良升专栏每周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