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保法修正真成治安维持的杀手吗？
立法院修正《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通保法），以来杜绝滥权监听之情事，惟此举却引来检警机关之反弹，认为此次修法将严重阻碍犯罪侦查，并要求行政院提出覆议。惟须思考的是，此次修法果真成为侦查机关的紧箍咒？
从九月政争里观察，特侦组借由一个特他字第61号案，不断扩线监听，其范畴已非仅是本案的被告，而是全面性搜刮所有与之通话者的通讯隐私。尤其是因此所衍生的诸多他案，特侦的扩线监听虽有向法院声请监听票，惟因皆挂于特他字第61号之下，致须由同一法官为核发。故若在开出前面几张监听票时，法官未能严格审查，特侦组必食髓知味，继续向法官声请扩线，这就难防止一票吃到饱的情事发生。
为了防止此等弊端，此次通保法修正的首要对象，即是确立一被告、一监听票之原则，惟若法官核准监听票仍动辄为八成以上之比例，则如此的一人一票原则，不过是带来侦查机关声请程序的繁复，致难生抑制滥权的效果。更可能的问题是，于此次修法中，并未考量在法院设审查与核发监听票之专庭，这就会出现相牵连案件，却因由不同法官审查，致造成的标准不一之对待。此亦会衍生出一个更大问题，即检警调机关若为方便性之考量，是否会试图找寻核发监听票较为宽松的法官为长期合作对象，就成为未来最值得关注的事项。
而此次通保法的修正里，亦增订所谓「黄世铭」条款，即针对他案所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及将监听资料为目的外使用可处三年以下的刑事处罚明文，以防止监听成为政治侦防之工具。只是针对得为监听的案件范畴，于此次修法并未见减缩，尤其是关于违反选罢法、渔会法与农会法等轻罪仍列其中，实已违反监听须以重罪之原则，更因此等涉案者多为政治人物之故，监听仍有随时沦为政争手段之危机。
更受争议者，则是关于通联纪录的调取，由于目前犯罪侦查机关调取此等纪录，其所依规范竟只是电信总局所制订的「电信事业处理有关机关查询电信通信纪录实施办法」，不仅缺乏法定性，更无庸任何理由，亦非由法官所决定，致备受批评。故在此次通保法修正里，即针对此种无通话内容的电信记录，除非是属十年以上之罪可由检察官为调取，否则，就仅限于三年以上的犯罪，才可向法官声请令状来调阅。此以法定刑高低来决定是否由法官审查之规定，其道理何在，实让人摸不着头绪。更糟的是，通保法所规范的监听对象，最主要为刑事犯罪者，则非关犯罪侦查目的，如失踪人口的找寻，就不适用通保法，致仍得沿袭现有的方式来调取通联纪录，这就很难保证执法机关，不会以此等理由来规避通保法的严苛规定。
总之，此次通保法的修正，不过是政治妥协的结果，能带来多少抑止滥权之效果，实难得知。但让人惊讶的是，对监听限制如此小幅度的修正，仍被侦查机关认为是治安维持的一大障碍，显见我国的人权与法治观念，于执法者心中竟是如此的薄弱。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