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刑后强制治疗的违宪危机

▲刑后强制治疗从立法以来一直有所争议，又有许多执行上的困难，游走于违宪与否的边缘。（图／pixabay）

2006年7月1日开始，我国刑法增加了对性侵害犯的刑后强制治疗之保安处分。而在2011年，因白玫瑰运动之故，又促使立法院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将刑后强制治疗的适用，溯及于2006年7月1日所发生的行为。只是关于刑后强制治疗，从立法以来一直有所争议，又有许多执行上的困难，游走于违宪与否的边缘。

我国刑法乃采取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两元制裁体系，前者的重点在惩罚过去的行为，后者的重点则在未来的再社会化，两者目的实属不同。不过，依据刑法第1条后段，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仍有罪刑法定的适用。至于目前保安处分，除保护管束与驱逐出境外，其他诸如强制工作、强制治疗等，皆属于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

而依据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性侵害犯于刑的执行完毕后，若经评估，再犯风险高，法官就可裁定令入相当处所，进行所谓的刑后强制治疗。而根据同条第2项，必须每年评估直至再犯危险降低为止。此条文首先会碰到的违宪性，即是罪刑明确性的问题。

因基于罪刑明确，立法者不能制订绝对不定期刑，也就是没有上限的法定刑，而由于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也适用此原则，故刑后强制治疗直至再犯风险降低才停止的规定，就属无期限的人身自由拘束，与绝对不定期刑的禁止相违背。

其次，既然是保安处分，其执行处所就不能是在监狱，否则就属双重制裁，违反一行为不二罚原则，而法务部至今却一直苦于强制治疗处所的找寻。就矫治处所来说，当属医疗院所为适当，只是一般医院恐无法负起戒护之责，更害怕接受治疗者而引起其他病患，甚至是周遭居民的的恐慌，因此最终还是得由法务部自行建立治疗专区。

原先规划在台中培德医院外的专区，却因附近居民的抗议而放弃，迫使法务部在台中监狱内划定一个专区为刑后强制治疗的处所。就形式上来说，必然有违监狱与保安处分不能为同一处所的原则。更重要是在实质上，强制治疗的所有作息几乎与监狱相同，这实在很难脱离惩罚的性质，致使矫治流于形式。尤其在人数逐渐增加下，除了空间不足的问题再次浮现外，矫治的实际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而从2012年后，刑后强制治疗还溯及于2006年7月1日前的行为，这马上面临罪刑法定的不溯既往原则之违反。为了规避此问题，此处的官方名称就以民事监护处分取代刑后强制治疗，同时，主管机关也非法务部而是卫福部。只是目前此矫治的地方，虽挂名在草屯疗养院，但实际执行却在大肚山庄，而此山庄，竟是挂牌于台中监狱的某一层楼。如此的作法，虽不能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却已让人不知所云。

由于已有接受强制治疗者向大法官声请释宪，除非此等案件拖至两年多后的宪法法庭成立后才审理，否则，目前面临违宪瑕疵的刑后强制治疗，恐有随时被宣告部分违宪的风险。面对如此的困境，法务部恐得排除万难，赶紧想方设法为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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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