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漫长路】串起死亡与重生 器官移植协调师： 医疗不是非黑即白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4个阶段，而在生死关头，有人选择竭尽全力救回最后一口气，也有人选择捐出身体的一部分。对于器官捐赠者与受赠者的家人来说，一个是失去亲人的悲痛，另一方则是亲人拥抱新生命的喜悦，这两者之间，又靠着器官移植协调师将它毫无差错的串起，面对破碎与圆满的家庭，内心的压力也无法言喻。年仅21岁的柯菲比，在国中二年级确诊恶性骨肉瘤，国三复发导致右臂截肢，但她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2018年初，发现癌细胞已占据心脏，周边血管也被癌细胞塞满，即便动了心脏大手术，仍追不上癌细胞侵蚀速度，在去年3月离世。她的父母选择完成菲比遗愿，替她捐出一对眼角膜，回忆起菲比最后的那段日子，菲比的妈妈张琼午还是忍不住落泪表示，「她就是一个热爱帮助别人的孩子。」在癌症复发的那段日子，菲比自认日子已经不多，她开始交代离开之后的事，当时她就跟主治医生说，「我要捐赠我的器官跟身体给医学研究。」张琼午当时认为，菲比还有可能痊愈，不希望提到死，觉得讲器官捐赠都还太早了，不过菲比还是自己签下了同意书。
▲柯菲比曾获得教育部第一届「高中教育特教优质达人活动」。（图／教育部提供）
据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2019年的统计，截至4月20日有9702名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但成功接受移植的仅有282人。台北慈济医院器官移植协调师余翠翠说，「有不少病人签了器捐卡，家属还是拒绝捐赠。」在临床的个案与院方的角度，都希望能够让器捐这件事圆满，绝对要尊重家属的想法，「因为他们就是舍不得。」不论是舍不得病患再挨刀，或者是传统「死要全尸」的信仰，这都是让家人不同意器官捐赠的因素，尽管基于医院移植团队的立场，会让社工再持续与家人接触，余翠翠也坦言，对医院来说，移植是一时的，但若家属缺乏支持系统，捐赠的美意就会变成一辈子的伤害，很多不了解器捐的亲友就会开始责怪说，「没有眼角膜以后就看不到路了」、「你就是要钱嘛！」、「你怎么这么残忍，小孩都死了你还让他死无全尸」之类的，这对已经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都是很严重的伤害。张琼午坦言，其实并不是反对把菲比的器官捐出，而是真的舍不得，不想要她这么快就谈到死亡。尤其菲比原本想连同大体一并捐出，让她不禁趁着菲比还清醒时告诉她，「大体捐赠要2年后才会将遗体归还家属，妈妈真的没办法接受。」张琼午说，现在觉得菲比的选择真的很有智慧，「捐赠能让生命延续，而且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当呼吸停止，身体就会腐烂，若是能让有形的身体帮助别人，这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而对于器捐小组来说，最害怕的就是被贴上「秃鹰」的标签，他们从未将器官捐赠的协调过程称作「说服」，余翠翠认为，这是提供给家属另一个选择，「医疗不是绝对，也不是非黑即白，因为有很多家属不知道有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做这件事，相对来说，我们也尊重所有选择。」
余翠翠说，与时间赛跑也是器官移植协调师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例如病人撤管后到血压低于50至60以下的时间超过2小时，肾脏就无法捐出，所以最急迫的情况就是同时有1、2个捐赠者出现，然后不仅线上有捐赠者、要通知受赠者、还要掌握住开刀房、检验科与开刀团队，这都再再考验着协调师对整个流程的理解程度。
不过，即便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的配对成功机率很低，有些人终其一生没有排到适合的器官，但也有人对移植有所顾虑，余翠翠就曾遇到个案考虑了将近1年才决定登记，「对病患来说只要开刀就是风险，我们必须要把所有选项、流程说明清楚。」有些人在移植完后，反而出现合并症，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习惯。
以换肾来说，早就适应两天跑一次医院，但移植后出现的感染、免疫力下降，反而会造成他短期内很大的心理负担。移植后的病人会开始感到焦虑、谨慎，「我可以骑车吗？」、「我可以去买菜吗？」、「我可以出国玩吗？」余翠翠认为，每个脏器都有每个脏器困难的地方，医院能做的就是陪他走过过渡期、建立信心，慢慢给他能量恢复生活。「捐赠者家属从痛苦挣扎到变成志工，受赠者从一个人变两个人到组成家庭，这都是我们所支撑下去的力量」，余翠翠认为，早期可能无感，但现在普遍来说都是小家庭，任何一个人倒下去，对人力、金钱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所消耗的是一个个家庭的能量，「有能力做就去做，这是支持我们做下去的动力。」
【移植漫长路】器捐率惨输南韩！病人熬4000天等器官救命 台湾缺一味「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