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医疗纠纷多 全台每天至少一名医师被告
图、文／远见杂志提供
全台每天至少一名医师被告，一审定罪率24.5％。愈辛苦的科别，被告的风险愈高，而这也是医院「四大皆空」、内、外、妇、儿科找不到医生的主因。
近年来，医师被病患告上法院的事件频传，让昔日受人尊敬的医师，成为惊弓之鸟。「树上有十只小鸟，开枪打下一只小鸟，还剩下几只？答案是，零只，」台湾医社社长郭正典比喻，树上小鸟的处境，就是现在医师的写照，打下一只，其他也跟着跑了。
无奈，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没有好转迹象。「台大名医开错刀；好冤，铁面法官没了胆，」6月7日，《苹果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再次加深医师、病患的对立。曾经审理过力霸弊案、北投缆车弊案，台北地院审判长李英豪素有铁面法官称呼，一身是胆。因台大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胡瑞恒动刀切除胆囊，成为没「胆」之人。
胡瑞恒被法官控告 引发医界强烈反弹
从1998年起，李英豪每年前往台大健康检查，超音波均发现胆囊内壁长有突出物，疑为息肉。2009年，他听从医师建议，动了手术。术后，病理检查发现，确为慢性胆囊炎，且有细砂型胆囊结石，确实有切除必要。但李英豪不满地说，他的胆囊并没息肉，有必要切除吗？而且，胡瑞恒问诊不到两分钟就决定开刀，也没再做核磁共振、或电脑断层扫描，属于重大医疗疏失。
新闻见报后，医界反弹声音强烈。「这样也被告，难怪台湾医疗继续失血崩坏中，」医劳盟法律顾问、高市联合医院泌尿科医师蔡秀男撰文分析，胆囊内壁有突出物，不论其成分为何，皆称为胆囊息肉，医疗鉴定也证实诊断无瑕疵。医劳盟因此在脸书发起「抗议李英豪法官以刑逼民900万案」活动。
短短十天，已有1万6000多位医事人员连署挺胡瑞恒。「胡（瑞恒）医师是个愿为病人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医师，社会或司法不该这么残忍对待这样的医师……，」一位曾跟着胡瑞恒实习过的医师在脸书上留言。
胡瑞恒并非特例。去年10月，台大医学院骨科教授、骨科主治医师林晋，也曾被医疗纠纷所苦，直到接获台北地检署不起诉处分，才松一口气。
全台医疗纠纷愈形严重 「医师在法院上班，律师到医院上班」
全台医疗纠纷案件，已到十分严重地步。卫生署医事审议委员会医事鉴定小组统计，国内医疗纠纷鉴定件数，从1995年的197件，增至2010年的485件，增加1.46倍（页188表），甚至2009年更高达546件。换言之，全台每天至少一名医师被告。
「如果加上私下和解，实际发生的医纠件数，远远大于鉴定件数，」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研究发展组研究员张雅婷分析。「医师在法院上班，而律师在医院上班，」一位前台大医院主治医师无奈地说，在医学中心都要处理许多急症、重症、难症病人。愈辛苦的科别，被告风险也愈高。
例如，「四大皆空」的科别，医纠比重正好名列前四。累计1987年至2010年，外科占所有被告比率达34.22％，第一高，其次为内科27.80％、妇产科14.94％、小儿科8.29％。「钱少、事多、离『监（狱）』近，」已是多数医师心声，尤其外科、内科、妇科、儿科四大科，被告最多，离「监」也最近。
「以刑逼民」的诉讼现状，更让医师苦不堪言。 卫生署统计，医纠鉴定案件约有八成是刑事案，使得医师不只可能赔钱，更有可能被关进监狱。
外科最常被告，其次为内、妇产、儿科
台湾医师被起诉后，一审定罪率24.5％。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硕士生刘邦扬，在副教授杨秀仪指导下，完成的「台湾地方法院刑事医疗纠纷判决之实证研究」，从2000年元旦至2008年6月底，全台共有312位医师被告刑事案件，80名被判有罪，定罪率25.6％，其中外科比率26％最高、内科21％其次、妇产科16％第三；这份研究继续追踪至2010年6月底，一审定罪率仍有24.5％。
许多医界人士因此主张，应该将刑法上规定，业务「过失」致死，或致重伤害，修正为业务「重大过失」。 换言之，医界的主张是，除了「故意行为」外，当医师医疗行为确为「重大过失」，才应以刑法起诉、审判。 但问题是，台湾刑法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业务过失，采取重大过失认定，「为何唯独医师适用？」一位法界人士点出。 在目前没有共识下，医师承受压力重大。「即使最终被判无罪，或缓刑，但审判过程中，已严重打击医师，」中华民国区域医院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苏清泉观察。
例如1998年3月7日，台北荣总住院医师赖怡仁因此自杀。1995年10月，北荣因为注射筒消毒不完全，使得六名病患感染疟疾，其中四人死亡，四位相关医师被检察官以业务过失致死起诉。「这才是今日四大皆空，甚至加上急诊，五大皆空的真正原因，」亚洲大学荣誉教授吴凯勋分析，医疗纠纷已是医师心中不可承受之痛。
今年4、5月，医劳盟针曾针对全台360位医师，询问造成国内五大皆空的原因为何？结果显示，医疗疏失以刑事论处，与法院判决天价金额赔偿金，共263 票，占比86％，是最主要原因。「士可杀，不可辱，」医劳盟成员，小儿科医师林秉鸿悲愤地说：「当我们尽心尽力为医疗付出，病患家属却指责我们杀人；我们可以道歉，但我们没有杀人。」医疗纠纷案件频仍，「最大的问题其实出在病患、医师认知明显差距，产生误解，」钻研医疗法多年，消基会义务律师黄钰?观察。
医病关系进行时的「告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就是一例。「事前1盎司告知，胜过在法院1磅的解释，」医改会张雅婷分析，只要医师愿意多花时间说明，就能减少许多纠纷。误解，也常发生在医师治疗行为后。对病患而言，总是希望看了医师，病痛就能治愈；一旦结果不如预期，便往前推论，医师是否做错处置？被割除胆囊的法官李英豪，就是从结果论，反推胡瑞恒处置失当的例子。
从李英豪角度思考，他就算罹患慢性胆囊炎，为何一定得要切除？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吗？但从医师角度看，李英豪多年超音波检查，显示息肉已1公分；即使做了核磁共振、或电脑断层扫描，也无法判断息肉是否为良性。当下，权衡利弊，做出割除决定。苏清泉补充，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如果没有摘除，很有可能病变为胆囊癌。 例如已故金钟奖主持人、德霖技术学院校长赵宁，就是在健康检查时，发现体内疑似胆结石，手术切除后，被诊断为胆囊癌，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病患、医师对簿公堂，不论最后审判谁赢谁输，双方没有赢家。对家属而言，因为悲剧早已发生，即使官司胜诉，也唤不回病患生命。对医师而言，为求自保，势必采取防卫性医疗。例如，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开立不必要的药品、找更多医师会诊、或者不断转诊。一旦被告，可以借此证明自己有多谨慎。
美国，正是因为医疗纠纷频传，使得防卫性医疗过多，医疗支出占GDP17.6％，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医疗支出占比9％。 更严重的是，当医院为求自保，建起铜墙铁壁，「不碰病情复杂的病人，病患处境堪虞，」医改会研究发展组研究员邱宜君忧心地说。
现在，为求减少医疗纠纷，应该从诉讼外的解决机制开始做起。「先由公正客观的第三人介入调查，不偏坦病患或医师，」黄钰?建议。 以美国为例，设有风险管理人制度，一旦病患觉得医疗疏失，这位风险管理人必须立刻保全证据，让病患有信任感，之后再来追究真正原因为何。
德国的健康保险人（类似台湾健保局）也有一个机制，当病患申诉，他们有权调查事实，可以先去调阅病历，向病患做第一步的解释。 同时，病患补偿机制也要建立。目前，继药害基金之后，卫生署也仿效北欧，推动妇产科救济金额200万的不责难补偿制度。
卫生署长邱文达说明，从今年至2014年，无论医疗有无过失，只要生育过程发生纠纷，将给付最高200万元，鼓励医院与病患和解。「但这个金额实在太少，」黄钰?建议，不责难制度的赔偿金额应该赔大的，而不是赔小的，医师真正在意的也是大额赔款，而现在制度刚好相反。 医疗纠纷问题，千丝万缕，改革之路仍漫长。如何让医师不再成为树上的惊弓之鸟，也让病患得到该有的照顾，仍需各界努力。【本文摘自远见杂志7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网：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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