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野百合运动预演──民主转型关键时刻之16（曾建元）

1989年03月25日大学生前往立法院抗议大学法修正草案审议速度太慢，以鸡蛋丢掷一部大学法后，予以焚毁。（图／中时档案照，陈明仁摄）

台大的学生自治和普选运动为各校的学生运动树立一个典范，学生自治团体是一个重要战场，学生自治团体不论是学生会或是学生议会，其所拥有的民主正当性和资源，都不是一般学生社团或是地下团体所能企及的。

而通过各校学生自治团体的串联，大学生民意的正当性就出现了。学生民意的呈现，未必要局限于学生自治事务，甚至可以针对国事，这是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1971年王复苏领导的代联会就是这样想的。

当台大学代大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加班审查《台大学生宪章》的同时，北京爆发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北京学生借着凭吊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这一开明派领导人的同时，对大学体制和党国体制提出挑战和批判。

4月19日深夜，北京大学三角地学生集会演讲，针对1986和1988年学运的失败提出检讨，得出结论之一，是学生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遥感与地理资讯系统研究所研究生封从德在演讲中提议成立学生自治会和创办独立的校园报刊，而有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数日后一名林姓研究生向封从德提出直接选举北大学生会长的构想，用以扩大支持，巩固筹委会地位。

封从德乃基于此起草《北大学生宪章》。北大改革派学生的构想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罢免学生会，直选筹委会主席，规画学生直选的学生自治会。但封从德发现，学生缺乏会议规则的基本观念，不懂得怎么开会，也有法律系学生对缺乏选举法和学生宪章要选出筹委会或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表示反对。北大学生自治会普选和《北大学生宪章》的理想，因六四而全部幻灭，到今天仍不可想像。

不过198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大学生对于选举和议事基本观念的陌生，却是当时台湾学生所难以想像的，这是因为台湾从小学生选举级长和开班会开始，就是自由的选举和民主的审议，《民权初步》和《会议规范》更是台湾小学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所以国民党在大学校园里，只能设法影响学生选举，监控学生言行，却不可能完全左右其意志，叫学生不选举不投票，开会时不发言光鼓掌。

六四震惊全世界，也包括台湾朝野和校园内外。与共产党同样拥有党国体制的国民党政府，自然面临了相当尴尬的局面，其党国体制不免受到反对运动和来自校园的嘲讽和抨击，这也正是在蒋经国过世后接任总统与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开展民主新局所要面对和处理的历史遗绪。

1990年03月台大数十名学生集体前往中正纪念堂抗议，提出解散国大、废除临时条款等政治改革诉求，揭开「野百合三月学运」之序幕──这位仁兄颇有政治幽默感。（图文／中时摄影组摄）

1989年7月，救国团在各校要求党团退出校园的声浪和拉开两岸政治发展差距的民气当中，从善如流，废除了各校学生活动中心组织章程，将管理权限交还校方，在形式上退出了校园，而对于未设立学生会的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的学生干事会，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可以转型为学生会，这就促成了多所学校学生会的成立。

由救国团学生活动中心顺利转型为学生会的，最早有天主教辅仁大学（学生联合会）（1988.12）、台北医学院（1989.1）、东海大学（1989.6），救国团放手后，则有国立阳明医学院（1989.9）、国立交通大学（1990.5）、淡江大学（1991.4）等校跟进。

1989年6月29日，在国民党的主导下，立法院教育与法制委员会联席审查通过教育部／行政院版《大学法草案》，暑假期间台大学生会邀集清大代联会、辅大学联会、阳明和北医学生会共同组织全国学生自治联盟，之后有各校陆续加入，作为各大学学生会的连系平台。

学自联在8月前往立法院就《大学法》进行请愿，拒绝资深立委接见，强烈要求《大学法》须由全面改选的新国会审查。9月28日，学自联、大学法行动联盟、大革会改组而成的民主学生联盟等团体与教师团体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共同组织新大学法行动联盟，发起新《大学法》「庆祝教师节、建设新大学」游行，前往立法院与行政院请愿，对《大学法》修法提出「保障学术自由」、「公立大学法人化」、「学术主管民主方式产生」、「设校务会议委员会」、「学生参与相关事务」、「军训教育正常化」、「系所合一」等7项诉求，并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致中国国民党抗议书〉。

学生会和学自联系统在《大学法》请愿的学生动员中发挥了相当的能量，这也就为1990年3月野百合学生运动的全国学生串联预做了演练。10月8日，东海学生会联合11所私立大学代表成立全国私立大学院校学生联谊会，11月21日向教育部请愿，私校联关心的是如何减轻私校生教育经费负担的问题。

【未完待续，曾建元专栏每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