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伟／防逃修法有效吗？
▲现行至警察局报到的防逃制度，在查核人力或配套制度未完整前，根本不是一种足以防止被告于宣判前逃亡的有效措施。（图／视觉中国）
在我国司法实务上，重罪被告在判决确定前经交保或判决有罪确定后等待刑之执行前，即逃匿无踪，致司法有罪判决无法执行之例子，不胜枚举。此等成功逃匿案例，不但浪费司法资源，亦将严重伤害司法威信。
据司法院统计，近十年就有超过七千名被告在审理期间落跑。为回应社会上对于重大案件被告潜逃之不满与抨击，立法院于今年7月修正《刑事诉讼法》，增订法院许可停止羁押时，得命被告于宣判期日到庭、接受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交付护照旅行文件、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一定区域等防逃机制；并授权检察官于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2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有相当理由认被告有逃亡之虞时，得不待传唤、迳行拘提被告。虽然法务部曾于今年5月31日新闻稿中，对此修法表示肯定，但为何陆战队士兵遭误杀案之被告仍得在法院宣判前弃保潜逃？不禁令人好奇相关修法是否到位。
被告于审理期间逃亡可大略分为二种类型，宣判前逃亡与宣判后逃亡。前者被告尚不知是否有罪，而后者必然遭受其不欲承受的刑罚宣告。在宣判前逃亡情形中，如果还没进行言词辩论，涉及起诉后羁押的制度问题。因依现行法制，于检察官在起诉后不能声请羁押被告，则该如何让法院及时知道被告要逃亡，而不是等被告逃亡后才大吃一惊，法律没有规定，可说是一个法制上的漏洞。
由于检察官在审判中，根本没有强制处分之声请权，在案件起诉后，最多也只能促请法院注意羁押被告或限制其出境的必要性。因此，如果认为检察官应该掌握相关资讯，有义务防止被告在审判中逃亡，就应该明文赋予检察官在起诉后也有强制处分之声请权。
而在已经言词辩论的情形中，由于司法实务多未于言词辩论当日即行宣示判决，觉得自己很可能被判入监服刑的被告，就有2周或3周以上的犹豫时间，决定要不要逃亡。虽然在没有法制配套的情形中，定时至派出所或其他指定机关报到俨然已成为流行的羁押替代措施，然如被告在定期报到空档中落跑，法院也只能在被告未按时报到时，「惊觉」被告已逃之夭夭，因此，至指定机关报到的防逃制度，在查核人力或配套制度未完整前，根本不是一种足以防止被告于宣判前逃亡的有效措施。
其实，法院并非必须在言词辩论后2周或3周宣示判决，《刑事诉讼法》并未禁止法院于言词辩论后随即进行评议与宣判，换句话说，如果法院能在言词辩论当日即宣示判决，就不会在制度上出现被告犹豫是否逃亡的空窗期。鉴于《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第81条于繁杂参审案件已有「终局评议，除有特别情形外，应于辩论终结后，即时行之」之设计，则要求「非国民参审法院」于评议完成时即时宣示判决内容，举重明轻，亦应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此外，如果法律能进一步规定于法院宣告一定程度以上的量刑时，得以防止被告逃亡为理由羁押被告，自然不会再出现被告于宣判前或是于上诉期间内弃保潜逃的事件了。又我国《刑法》目前并未明文处罚「具保、责付或限制住居释放后，届期不到庭或违反释放条件之行为」，或许亦为法制上无法有效防止逃亡之因素，毕竟将之明文为犯罪后，弃保潜逃将成为现行犯，逃亡的障碍及成本，也将大幅增加。
防逃法制之良窳，事关司法威信，不可不慎。惟如现行防逃法制仍存在以上疑义，那么弃保潜逃的事件，自然会继续出现在社会新闻的报导之中。（本文转载自《苹果日报》）